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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人物的苦苦挣扎更感兴趣——安·贝蒂访问记


来源: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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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物就是他们所显示出来的模样,他们并不是我冷静研究的对象

辛:许多人可能猜想,你写的人物肯定是以你亲自认识的人为原型的,因为你笔下的人物描写得那么详细,看起来像真的。他们的猜想对不对?

安:如果我的确是从自己的经历来描写人物,承认我的多数人物很逼真对我并没有多大好处。比如说,当我认为我已接近捕捉某人的本质时,我总是要在他(她)们的衣着或故事发生的地点等方面做些变动。做这些变动是下意识的,并没有深思熟虑。但这已经足够使我摆掉人物的原型了。我认为不会有任何人对我说:“梅,那是我!”甚至在我自己认为已经十分明显时也没有人对我这么说。另一方面,我创造出的人物与我认识的任何人都不相干。可人们总是坚持认为我书中的一些特殊人物就是我所认识的人。

辛:你说过,当你开始写《恰如其分》时你并不知道故事向何处发展。你只是知道你想写个关于少年人的故事。

安:不完全是这样。我知道第一句的开头:“约翰·杰欧高高地爬在树上……”然后我想到如果这个人是爬在很高的树上,他可能会是一个孩子,很可能他的家庭也在那儿。带着这个想法我开始着手写这部长篇小说。我要在兰登书屋待七个星期,这是我定的期限。我明白,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人拿着鞭子跟在我后面说:“手头上有兰登书屋的活儿。”但这仍然使我感到十分心烦意乱。我不喜欢规定什么期限,所以我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以便避免经常规定创作期限。不过这一次我还是规定了最后期限。我向窗外望去,看见外面有一棵美丽的桃树。这就开始了《恰如其分》的写作。

拉:且不管你在七星期期限内在“兰登书屋”的鞭子的压力下的写作。在我看来《恰如其分》似乎比《冬天的寒冷景象》情节性和结构性更强。这部小说似乎是朝着一个高潮发展的,那高潮就是约翰·杰欧向玛丽开枪。

安:当开枪发生时我完全惊呆了。

拉:你预先多早意识到那本书要那么发展的?

安:我直到写到那一场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我发现那男孩手中的枪时完全惊愕了。但那时我记起了那个奇特的匣子,那匣子是派克祖父的。

辛:你没有预先安排匣子里有枪这个情节?

安:没有。事实上当枪击发生后我想:“哦,天哪!我只写了三个星期,可玛丽已经死在地上了。为了使她复活我将干些什么呢?于是我使她复活了。真的,当枪击发生时我非常不安。

拉:且不说这种惊讶的感觉。《恰如其分》比《冬天的寒冷景象》更像一部“作家的小说”——就是说,它有更紧凑的结构,它的处理有前后连贯的形象和隐喻。你同意这点吗?

安:那当然。请记住,《恰如其分》是写于我第一篇小说发表的好几年以后。我是1957年写《冬天的寒冷景象》的,它几乎全是对话。它基本上更像一个剧本而不像一部小说。那本书是在三星期之内写完的。我希望我在1979年夏天比我在1975年懂得了更多一些有关写作的知识。当然,有些事情的发生会有助于我产生新的写作着眼点。当我写《恰如其分》时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莱丁。我在那儿住了一年左右。当我真的着手写《恰如其分》时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莱丁——这个长期来在于两地之间的人们以及所有关于那一类阶层的人的情况——已经进入了我的脑海。实际上,我猜想当时我对莱丁越来越反感。在那儿待着感到十分烦躁。所以,写作《恰如其分》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一种松驰,一种感情上的净化。当时我观察这些孩子们,他们在我看来既畸形又十分可怜。这些孩子们就来往于去纽约的定期火车上。我个人在车上没有亲自遇见过十岁的孩子。只有两对青年人是我在莱丁结识的朋友,可那已是近尾声时期了。所以,我在莱丁有一年多时间过得很不好。在这个丰富多彩的定期火车上我完全是孤独的。我就像在市场上观察人们一样始终不懈地观察着车上的人。当时我的感觉就像生病时和发烧时的感觉一样,一切都显得格外痛楚。大约有一年时间我始终带着这种灼烧的感觉。于是,我有了这个“最后的期限”,于是我写了《恰如其分》。我想以后我写作不一定会和这次的方式一样。如果你把我放在阿拉斯加一年时间,我不一定会写爱斯基摩人的茅屋。但是在康涅狄格州的莱丁,这一切却的确发生了。在那里,我潜意识里贮存着要想挖掘出来的东西要比我生活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多的多。

辛:为什么你每一章都有简短的斜体字段落?

安:我是从章节开始写的——我每一天要写一章。但是当我写完第一章后——那就是现在书中的开头一章——我意识到我忘了写故事发生的任何背景,于是我写了一些有关故事发生以前包括第一章情节的背景的注释。第二天,我又写了一章,然后想:“这些是我这一章中的补充材料。第三夭我想:“我想知道有没有人象我这样写完一本书的?这样是不是太不讲究技巧了?”然后我想:“管它呢。”最后,我从头至尾过一遍,使这些注释表达得更清晰。这就成了有斜体字的章节。如果我讲课讲到这本书,我可能想象自己用这种方式结构小说有多么了不起。但事实上这本书之所以这样结构只是因为我给自己留下些注释和评论。另外我要提到的是,我会用各种办法来使自己相信我不在写一本小说。如果我仅仅依照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样的思路来想,我就可以接着写下去。所以我在《恰如其分》第一章结束时想到了用斜体字来作为结尾。当然,那本书的章节起的作用也不一样。有一些是起到我所说过的那种作用。有一些是告诉你,你所知道的事情纯粹是谎言。有一些则告诉你下一章将发生的事。

拉:你的作品再现了现代生活的无目的性的感觉。有一些批评家对此似乎很忧虑。而这个恰恰是我喜欢你小说的因素之一。这是不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一种设计,你想暗示生活并不象有些完美的故事和小说那样。是不是?或者每当你写作时就会习惯性地冒出这种感觉来?

安:对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坦白的回答。一个是重复我以前说过的:我预先从不知道我要写些什么。所以,甚至当我写到一篇东西的结尾时,我仅仅在那一刻知道它是怎样结尾的。我十分同意你对我结尾的富于创造性的描述:它们有一种无目的性的感觉。但是语言是创造不出这种感觉的。所以我想,在美学上我是相信潜意识的。

拉:你的意思是人们生活中的事情并不都是有高潮、有结尾的。是吗?

安:在我所写的人物和情景中是这样。我并不讨厌小说中有高潮和结局。事实上我相当称羡这些小说。有一本我喜爱的书,它不是小说,是汤玛斯·汤普孙著的《血和钱》。它的最后一页写得如此富于启示,令人称绝。如果我有能力那样做——如果我对事物有这种观察力——我将会那样简洁明了地处理我的结尾。但这不是我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不适合我的作品。我永远追不上我的故事。事实上,故事经常在最后一段、甚至在最后一句中轻轻跑掉了。因为我不知它会怎样结束。我个人坦率地认为写东西应含有更复杂的意思。我决不忏悔地写。如果我想那么做我可以写信给我奶奶说:“某天在这儿开始又在这儿结束。”但我认为这种方法在故事中是令人不快的,没有意义的。

辛:你提到了《恰如其分》是怎样开头的,你能回忆起《冬天的寒冷景象》开头的情况吗?

安:不,不太能回忆起来了。我能回忆起的是我有个想法,描写有关两个男人——查尔斯和山姆——之间的友谊。关于他们的背景我描写的很少。我把小说给我的一个好朋友看,他把书还给我时只留下了一小点儿纸片——这一点现在留在第51页上查尔斯说:“请允许我向你介绍山姆·麦克桂厄。”任何有关查尔斯是怎样遇见山姆的、他们住在哪个城镇,还有其他一些全给删掉了。我想他是对的。我就应该从这儿切入。所以我原始的一些设想就完全放弃了。现在出版的书就是接下来写的部分。我这个朋友做了很出色的编辑工作。我的朋友J·D·欧哈拉,《恰如其分》就是献给他的。他在康涅狄格大学教书。他过去常删除我故事的结尾。也许我正好是我朋友迷恋弗洛伊德学说的牺牲品。可是从我们双方的情况看来这样处理是对的。就是这个欧哈拉对我的书做了文学上的删剪。他认为更简略的结尾更有利。

拉:大多数作家都有背景描写和心理描写,而你却省略了。你只是把你的人物放入某种境遇之中,向读者展现他们的处境。

安:我认为我的人物就是他们所显示出来的模样,并不因为有趣的、复杂的心理描写而增色或减色。他们并不是我冷静研究的对象。比如,我喜欢你但我并不关心你的童年。如果我们俩十年后依然相互熟识,毫无疑问当你要告诉我有关你童年的事情我会感兴趣的,但我认为知道你的过去不会改变对你的印象,不会帮肋我揭示我们私人关系中所寻求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似乎只是对在我眼面前的人和事物有反应。这就是通常我写作的方法。当然我也经常描写背景——尽管通常我是在故事发生后逐渐提供这些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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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安·贝蒂 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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