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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人物的苦苦挣扎更感兴趣——安·贝蒂访问记


来源: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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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用象征性手法来写作,在细节上其他作家比我完美得多

拉:有一点似乎大家都注意到你的作品能准确挑选细节帮助你刻画人物,使他们看起来很真实。你有这种才能。当我第一次开始读你的小说时,我就像过去所有的文科研究生所做的一样,试图分别指出这些细节特有的象征意义。但你似乎并不是象征性地运用细节。

安:有一两次我这么用过。但我认为我的细节描写与其说是“完美”或“象征性”,还不如说它们本身就具有内在含义。如果你要说我今天晚上穿些什么衣服,对你选择的任何描写对象都会均等地描绘。我认为我的牛仔裤靴并不比我的长指甲更重要。说的艺术一点儿,通常在我的脑海深处有些东西会集合成一种特殊意义或逐渐成为——我讨厌说这个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并不是用象征性手法来写作——一种故事的主题。你刚才谈到的感官的效果是来自我观察到的细节的数量而不是源于那些细节有多么“完美”。在有关细节的这个意义上说其他作家比我完美的多。雷蒙德·卡佛的细节是完美的。我的目标主要是结构。我正试图再创造出一种极富个性化的图像。

拉:刚才你说到一个词——个性化的图像,使我想到你对绘画显然很感兴趣。我说这个不仅仅由于在《恰如其分》中塞格尔画展的杰出描写,还因为你的其他小说也涉及到绘画,有些甚至是有关画家的故事。我想到你的小说既有超现实主义的成份又有实地艺术的见解。你似乎用这种手法从一幅风景画中挑出普通的事物,细微地重新描绘它们,再把它们植入你的小说。超现实主义和实地艺术似乎也能避开象征主义。

安:对超现实主义和实地艺术我都十分感兴趣。当然,没有人能完全拒绝象征主义。在瓜杰黑姆有一个照相现实主义者的展览。其中有一幅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一家人摆好姿势站在一个汽车前的绘画。我当时的反应是——它简直和我在《恰如其分》中所写到的情景一模一样。当时约翰看着他书桌上的照片并想着那阴影笼罩的情形在一霎那间意味着更多对以往的回溯,超过他对家庭渡假的全部回忆。同样的情形在这幅画中也出现了——画面中的某种情调给入的感觉比绘画的基本结构更使人感兴趣。这种“感觉”甚至超过了它的逼真,超出了任何其他我可以想象的成份。它迫使你不去想象。你可能会想它是“这种”白天,但小小的阴影却说“它不是”。照相现实主义不能剪辑掉的“实际真相”使我着迷。我喜欢实况播放的电视也是这个原因。如果我能重新选一个专业,我会成为一个照相现实主义者。

辛:你在《恰如其分》中对特定细节的运用,如天空实验室的陷落和纽约的塞格尔画展。看起来像实地发现对象的好例子。但它似乎仍然起到了象征的作用。

安:老实说如果我是第二年夏天写那本书,那么塞格尔画展就会被毕加索画展代替,取代天空实验室的会是垃圾灾难或地铁事故。这些细节几乎是可以互换的,互换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了解。我并没有高明到找到的细节别人却发觉不了的地步。我仅仅是比较敏锐地注意到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细节,然后把这些细节运用到我的作品中去。去年是T恤衫上印毕加索画展,前年是印着小鸡大叫“天室实验室陷落了!”事实是人们购买了这些大量制造的T恤衫,然后他们胸前带着这些标语到处走。事情就是那么简单。这些标语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并不那么重要。在我的小说中除了在文学感觉上明显的东西以外没有什么是以我自己为背景的。

拉:你的作品处处涉及到流行音乐,现在这是你作品的一个标志了。你似乎十分依赖大众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就像前一代作家们依靠读者对诗和古典文学的熟悉一样。我知道你曾声明过你不大为挑选恰当的音乐而费脑筋。但这似乎难以使人相信。因为你提到的音乐总是恰如其分。你能谈谈这个选择过程吗?难道真是简单到你在写作时流行什么歌你就选什么歌吗?

安:几乎总是这样。真的。当然有时也可能出现极不相称的音乐,这是因为收音机改变节目或换了频道以致听到了弗兰克·席尼却的低吟声——这在《科罗拉多》这样的短篇小说中可能是一种我并不想要的讽刺。现在我不听那么多音乐了。但过去我结婚时常听。我丈夫是个音乐家。每当房中响起乐队声时我就会写起小说来。有时我丈夫从早到晚听音乐,而我则会在这段时间内跳起来写我的小说。那段时间里不管演奏什么音乐我都会用上。我仅仅是感觉到在某一特定地方应该插进音乐。

辛:在《冬天的寒冷景象》中查尔斯是不是说过“音乐看起来正好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吻合”?

安:是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多好的掩护!我终于意识到我不得不让他说那句话,这样使人看起来不像是作者有意插入了这段音乐。这又是个技术问题。如果我的一个人物在汽车里用胳膊楼着一个妇女时,收音机里传来了毕特尔斯兄弟唱的“如果我跌倒了”,人们一定会认为我是想象力最贫乏的作家。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想想在电梯里莫扎克的音乐多么恰如其分吧。据我所知在我之前没有作家让他(她)的人物发出这样的评论,说音乐总是恰如其分的。所以我让查尔斯口中说出这句话。不过我穿插音乐更多是为了故事发展的节奏和结构,而不是为了插入某首我喜爱的曲子或评论音乐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换句话说,我喜爱运用音乐是为帮助我继续写下去。

辛:你甚至由于一首歌而选择了《冬天的寒冷景象》这一书名,是吧?

安:确切地说,那个题目不是我选的,是我丈夫选的。我没有书名,就坐在那里想“我该叫它什么呢?”于是我丈夫提起了这首由卡逊·艾米唱的歌。她真像我描述的那样——你知道的,杰欧·克罗福德去乡下了——这首歌有点间接但是很恰当。这就是我找到这题目的经过。通常我不给自己的小说命名,而是罗格·安吉尔——我在《纽约人》杂志的编辑为我的大部分小说安了标题。如果非得由我去做这件事,我通常会在小说中挑一个最恰当的词做标题。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许多书名都只有一个单词。

拉:尽管你声称自己不是象征主义者,可有一件事在你这方面想必是有意识的,那就是你对蓝颜色的运用。这几乎已成为你的个人标记了。就像约翰·阿文的啤酒一样。

安:真的!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点。

拉:简直难以相信。比你说你不知道所有那些歌词还要不可信。

安:真的。我发誓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点。你刚才说到颜色时我起先一怔现在才恍然大悟。因为我刚写了一个小说叫《蓝色》。蓝色甚至不是我喜爱的颜色。绿色才是我喜欢的。哦,现在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你是指什么了。《恰如其分》是根据我过去住过的一所房子写的。当然这里既有想象的成份又有真实的成份。这是一所租借的房子,那儿的人们从前寻求一种理想的蓝色调子。所以门廊顶被刷成一种蓝调子。厨房家俱也漆成另一种蓝色。前门又漆成另一种蓝色,等等。由于我并没有发觉蓝色有什么不好,所以在我创作小说时没有想到说:“哦,我的天,让我们把橱漆成白色吧。”至于说到有意识地设计运用蓝色这一点,我是到现在才想到的。当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不真正意味着什么。

拉:就在你刚才谈话时我就计划下一篇文章了:“分析安·贝蒂对蓝颜色的运用”。会写得很有说服力,很有学问。结尾时还要附上这篇访问记。

安:像这样对我作品的新发现完全不会困忧我。因为很明显这一直都是潜意识的。它也不会使我停止使用蓝颜色。今天我感到我比开始写作时对我的故事的结构懂得更多了。但不幸的是,这种领悟总也教不会我怎样去结构一个故事。有一个想贬低我的批评家说看我的小说就像观察一条狗转来转去一直到它成功地抓住了自已的尾巴。他说我写作缺乏结构。我读他的文章时想:“哇,他是对的!”不过,我把他的话当作是对我的赞美。有一次罗格·安吉尔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我的人物去饭馆或酒吧是为了消磨时间。为了这个我会杀了他因为这使我有自觉意识了。不过你们别担心,对于蓝颜色的问题我会应付的。现在我要把我的人物打发饭馆或酒吧去就有些为难了。不过请你告诉我,你在写一篇长篇小说时小说中的人物要去消磨时间除了打发他去酒吧或其他什么地方吃东西以外还能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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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安·贝蒂 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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