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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里事件中官吏是否支持民众——评《大门口的陌生人》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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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口的陌生人》

[美]魏斐德,新星出版社,2014年7月

文/ 李建民

历史是整个的,不论在时间上,空间上,或事物上都有其相关性,这种特性至近代尤为显著。由于工业革命,交通发达,科学昌明,空间距离因而相对的缩短,乃使时间各地接触频仍。中国故步自封,于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期仍行闭关政策,形成中外隔阂;结果当西力东渐冲击此一古老帝国时,中国由于国力未逮,举国震撼,成一千古所未有之变局。

就历史本身而言,地方历史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国家历史又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地方历史也即成为世界历史的一环。近代初期中外关系最密,影响中国最深的应属英国。本书即以中英关系为主要对象,以广东为主要地区,以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六一年为讨论的时间界限,以中国南方社会变迁为主体而写成的一本论著。

全书除序言外,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以三元里事件为主题,分析其事件之成因、经过、结果、意义和影响,并叙及广东民团之形成及性质。认为中英间彼此种种接触安排了三元里事件的舞台,英军的搜索骚扰,尤其是辱及粤民先人坟墓、奸淫乡村妇女是为三元里事件的主要肇因。作者认定英军此种不法行为是有违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孝”和“义”,故而激起粤民公愤,成为三元里事件直接的导火线。中国自十六世纪以后,每当政治腐败、社会紊乱、正规军失去镇压防御能力时,民团遂成为御侮防乱的主要力量,此一情形于广东尤然,盖粤省民风剽悍,多械斗与盗乱,人民必须有其自卫之能力。十九世纪中国地方行政系建筑于官吏和士绅之微妙平衡关系上。由于林则徐禁烟时实行保甲制度,鼓励民间团练御侮,于是官方无形中承认保甲及初期民团归由士绅控制,故原有地方行政中之官绅平衡关系发生动摇,士绅权力日益强大。作者更就鸦片战争期间广东民团的性质将乡勇民团概括分为三类:(1)官方控制最严的勇。(2)士绅领导的民团。(3)行动独立的团练。于此三者的顺序中,表明其由官方至个人,由中央至地方,由正式至非正式的发展;也显示出权力转移的趋向。鸦片战争的失败,非仅促使中国社会日益混乱,抑且造成官民间的裂隙。由于签订和约,粤民认定为满洲官吏所出卖。作者指出这种观念可能是造成日后排满运动的重要动机。最后作者判定三元里事件的意义在开创了骚动抗官和热烈排外主义的新纪元。

第二部分:以广东民团抗英及广州进城问题为重心,论述因此而起的中英冲突和社会骚动。粤省士绅既觉民气可用,于是向官方切保民气正直可恃;鸦片战后,他们依然想利用团练保护农村,以免为散兵游勇无业游民及盗匪所骚扰。升平社学的重建,即是积极团结各乡村强有力的自卫组织,是当时社学公所的典型。作者认为一八四二到一八四九年广东当局的对外政策是受粤民拒允英人进广州一城问题所左右,粤民极端仇外,尤其对进城一事特别敏感。由于官方欲允英人进城,民气格外激动,从多次的民众骚动,粤民已将官吏与外人同等看待。这种情绪,导致民族意识的醒觉,亦促使中国内部的阶级不平和国家主义渐趋合流,终乃形成日后革命排满的端绪。耆英处于武力强大的英人和气势高昂的民众之间,实左右为难;再经民众与英人冲突的柯普顿(Compton)事件、佛山事件、租地纠纷和黄竹歧事件,益使耆英之处境困窘万分;而此时道光帝谕旨却要:“妥为办理,务使各得其平”。因之,在英人、民众和政府三方面相压迫均不信任的情况下,耆英只有去职。徐广缙继任为两广总督,于进城问题,作风一变,执行一种具有弹性而冒险的外交政策,但其本人并非激烈而无理性的仇外。作者对当时民团的活动、装备、财源作了一番探讨,接着说: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保护城市,而不是爱国的。作者又以不少的篇幅从经济贸易的变动方面分析,认为抵制系受渐趋衰落的贸易所鼓舞,而不是排外运动所使然。作者又将史料按时排比,证明徐广缙坚拒英人进城,并非根据道光帝的谕旨,而是自作主张。最后作者说:一八四九年中国外交上的胜利,具有下列三项影响:(1)于仇外的民团予以鼓励,助长民气趋向极端,使当时业已溃烂的社会更加糜烂。(2)在对外政策上北京受广州束缚,形成下级管束上级。(3)英人终忍无可忍,而于后来以武力迫使北京政府签订天津条约。

第三部分:分析广东的动乱与社会秩序的破坏以及后来的趋向。广东社会原是一错综复杂的社会。作者利用了许多社会学的理论,分析社会氏族分合的原因,氏族与阶级的关系、经济变动使贫富日趋悬殊;而阶级利益的增强及近代经济的出现,瓦解了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平衡。鸦片战争对两广山区和乡村影响很大,由于广东失业人数的增加,社会秩序的紊乱,人口乃西向移动,有助于太平军的兴起。洪秀全是受西方宗教思想影响的人,抛弃儒道,否定士绅职权,严重威胁清朝的统治。广东会党和红巾分子的作乱,风起云涌。在平定内乱期间,不得不重用民团,而且一种“划乡剿匪”平乱战术的发展成功,作者认为这对后来地方主义的发展极为重要。

第四部分:作者讨论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前后中外的接触与种种转变。这时期广东民间已是民穷财尽。士民捐无可捐,于是出现官方勒索榨取的现象。民团多已解散,防御能力薄弱,叶名琛刚愎自用,故英法联军轻易占据广州城,挟柏贵实行以华治华之策。城内的秩序大体安定,但于花县建立了广东团练总局,是为反抗英法之中心力量。作者先分析此时粤省团练的成员、组织、财源、活动,然后又叙述他们虽然以种种方法对抗英法,且一度进攻广州城;但终归失败。作者说:“人民确已穷困不堪,盗贼又横行全省,大部分的广东人根本没有察觉到省城的被占”(页167),“广东人开始视夷人为一种政治上的稳定力量”(页175),“中国对西方的夷人不再陌生了”(页175)。及英法联军离去时,广州已有甚多改变。

作者对于史料的搜集,颇费了一番工夫,故本书征引的史料极为丰富,尤以西文为然,有二百三十余种,中文和日文的史料约有八十余种。其中英国档案及西人回忆录,则为此间不易见到。作者非仅取材广泛,且选材亦极为审慎。例如第二十页,指出三元里事件中国官方记载英人死亡数字失之过多,不予置信。又指出夏燮,梁廷栋甚至魏源的记载夸大此事的重要性而不予采纳,都可表示出来其审慎的态度。

作者除了时时应用社会学外,还广泛的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如地理学、统计学、民族学、法律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都在应用之列。最可喜的是由于这些学科的应用而导致一种释史的新方向,甚或因而产生了新结论。例如:三元里事件可说是中国民间第一次大规模抵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过去有些学者,认为这运动是民族主义的,是农夫领导的,是自发的;但作者就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分析观察,而断定是靠着士绅结合领导的。他说:“这不是民族主义;一种国家同一性质的强烈意识通常是不会在这种社会农夫当中发现;而是有许多其他特殊的忠义对象:村庄、血缘、土地甚至方言。”(页56)但作者却认为这是原型的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又如:作者以民族学、地理学解释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常出于像广东那样的边远地区(页57)。以法律学解释中英南京条约里的中文和英文有出入,乃导致对广州进城问题上中英见解的不同。又由于中外法律观念的差异,发生耆英允英人两年后进广州城,及两年后徐广缙不予承诺的行为(页90)。作者以北京广州之间距离往返所需时日,推算奏章及谕旨路途相左的史实,因此才有徐广缙于进城问题上实行“弹性而冒险政策”的新论断(页102至103)。作者以统计学方法用图表表明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八年之间英船所载进出广州货物总值的低落,说明抵制英人的理由(页101)。凡此种种都是作者应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解释史实的显著例证,这一些方法,是本书精华的所在。

作者在每一节的开始时,用一首诗或摘录一段成文作为引子,叙事绝不呆板拘泥,笔调活泼有趣。又每于分析史实中夹带着评论,能使读者阅读时,不知不觉中接受他对史事的论点。

本书的确拥有许多优点,但亦有若干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作者对林则徐的批评,引用郭士立(Gutzlaff)回忆录的话说:“监狱中挤满了遭难者,大部分是无辜的,很多人都死在那里……所有的合法贸易也都停止了……。”(页36)。作者又说:“这位钦差大臣(林则徐)想把所有的咎责加于那些会暗中破坏他河防的汉奸身上,以减少他自己的丧失体面”(页50)。这些评论显然有失公平,而且不符史实。按作者对林则徐前一段的批评原系根据郭士立的话,而郭士立当时帮助英人贩卖鸦片的翻译,对执行严厉禁烟政策的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或有偏见。在信及录一书中,有林则徐《密拿汉奸扎稿》一篇,可看出林氏严惩汉奸的原因主要在根绝鸦片的走私偷漏,似与推卸责任,维护彼个人尊严无何关联,更非需求代罪羔羊。

一般说来,一八四一年五月三十日的三元里事件是由于英军淫掠的行动所激起的民众抗英行为。在这次事件中,广州城的官吏是不是支持民众的行动?甚至从中英广州和约成立(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即三元里事件发生前三日)以来,广州的官吏是否有过资助或允诺乡勇民众对抗英军的言行?这是个值得澄清的问题,因它是了解官民之间联系的一个颇为重要的环节。作者为论断这个问题,引证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十第九页奕山奏折中的一句话,“又札饬番禺、南海两县就近密访。”作者把此句译为:Virtually on the eve of the San-yuan-li incident, he found himself officially ordering “the two hsien of Pan-yu and Nanhai to secretly defend themselves immediately” (页28),然后下论断说:官吏确支助了九十六村的民团。并以此论断作为本书第二节的结束。此论断显然难以成立,因(1)对其所引证据,弄错了文意,作者将“访”字误认为“防”字,乃把奕山令番禺、南海两县就近秘密访查,误会为奕山命民团防御。原来本是官与官的关系,遂一变而为官与民的关系了。(2)所引之句,乃关于湖南官兵调粤途中滋扰的事,与三元里事件官吏是否支助民团毫无关系,作者亦未能细查全文,而遽加引用。

另于页一一八作者把中国秘密会党的“洪门”译为“vast gate”实在失去洪门的原意。按“洪”字本身虽然含有大的意思,但在此处决不可译为大小的大“vast”。“门”字虽然有时可以译为门户之门“gate”,但在洪门之门,应含有“宗系”或“支派”之意,绝对不是门户之门,决不可译为gate,还不如译作“Phratry”较恰切些。关于洪门的解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中说:“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萧一山在其《清代通史》里说:“洪者,非指洪武,乃汉字也,汉字失去中原之地,则于汉字去中土即为洪。……谓会众曰洪英,意即洪门英雄或汉族英雄也”。不论孰是孰非,但是vast gate 之意似不能表达洪门的原意,是可断言的。此外,于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七日广州民众骚动,焚毁夷馆,引起中英交涉,作者称:耆英急速致歉偿付巨额金钱并戮杀暴民首领十人(页74)。事实上中国办理此次交涉的是两广总督祁贡,而非耆英,由日人佐夕木正哉编的《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见二一四至二一八及二二五、二二六号文)中得知祁贡与英国璞鼎查关于此事往返照会多次,至一八四三年六月一日英方收足赔偿,开具收款凭单。这件事情系祁贡一手了解的。耆英于一八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始调任两广总督。

因进城问题,广州知府刘浔鞭打一阻道者,数千市民喧嚷“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作者译为:The officials dispense with the tao of the Ch’ing to welcome foreign devils. They consider us, the people, as their fish and meat (页77)。原句中清道二字,清是动词,道是名词;指道路而言。但依作者所译,清字变成名词,并且把第一个字母C印成大写,把道字拼音而用斜体字母印行,因此使中文原来很明显的意思,译文则与原意颇有出入。

摘自《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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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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