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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谈史

2013年11月04日 19:29
来源:《史林》 作者:卢汉超 [美]史景迁

卢:在中国研究领域内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写叙事性的作品,比较不关心理论的运用。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在将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例如明清时期中国的发展和不发展问题,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后现代问题,等等。你怎样评价写作叙事性历史和看来是更合潮流的、将历史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模式相结合的做法?

史: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想法。在西方有许多很好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比我对中国历史懂得多得多。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甚至不把它灌输给我的学生。我个人的看法是对理论的一种过度的强调其实是有其局限性的。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或历史中知道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相当短暂和过渡性的。它们往往有一时之重,但绝少有人能有马克思和韦伯那样的影响。大部分理论在流行时冲击很大,但通常不能行之久远。简单地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去解释历史是不妥当的——不管它是“非结构”派,后殖民学说,后现代学说,次文化研究或者“公共领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大部分已过时了。

我读过一些别人写的讨论理论的书籍,但我大概更愿意阅读原著。我不想读一整系列用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或其他任何理论来解释某个方面的中国历史的书。我会试图了解一点这些理论。如果我对某个理论有兴趣,我会用一种我称之为匿名的方法把它采用在我的书里。但我关注的重点是我以前没有研究过的中国社会的某个方面。有时我对某方面的历史有兴趣的时候,在这方面还并无多少理论可供参考。我对“王妇”之死有兴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中国妇女。

卢: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社会史。

史:社会史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然。但我同时也注意到有许多关于社会史的应用、社会史的重要性、社会史和相关的女权论说等等的理论。我试图去消化一些,不过当我认为某种理论有价值时,我只是用它来影响我叙事的方法。现在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或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有关“观点者的观点”,是有关“一种事实在多种层次上的解释”,是有关“事实的不可能确定性”,如此等等。这些理论如今流传很广。但我想对张岱这样的人来说,这类冥思苦想在晚明和清初就出现了。①历史上许多中国学者是在观察观察者。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会对读者说,我不是准备跟你们讲一个理论,我是谁备讲一个张岱怎么讲别人的故事的故事。对我来说,这种方法要精彩得多。有人读了我的故事后或许会说:“哦,这是在用后现代理论!”我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这只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人的价值。”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

卢:由于大多数最近的理论发源于西方或者是得之于西方的经验,你是否觉得我们的研究领域里有时可能会有一种将中国的实际或中国历史牵强附会于西方模式的倾向?

史:人们不必如此。一种理论也许来自某个西方哲学家或思想家,但这不等于这个哲学家或思想家对于真理就有了某种垄断权,这也不等于这个哲学家或思想家所反映只是西方社会。我想人类行为有许多相同的方面,同时也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在被应用到中国或法国,英国或美国时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不同的人们可以将诸如“非结构”派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小说或西方小说上。②我不会说我们不要采用某种理论因为它是西方某人创造的,正像我不会说我们不要去理会道家的隽语因为它们来自中国。我们应该穿越文化,两者并视,互相参用。

卢:也许应该谨慎地应用。

史:谨慎地,是的。我还是想用“匿名地”(anonymously)一词。我对把理论在写作中横加插入的做法没有兴趣。我或许会加个脚注。但我绝对不会在叙事时突然加上一段:“现在我要讲哈贝马斯了”或“现在我要讲迪瑟德(de Certeau)了”。我对这种做法没有兴趣。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史景迁 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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