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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暴力的历史追溯——评汉学家罗威廉著作《红雨》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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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美]罗威廉 著;李里峰 等 译 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作为“一种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手段”,暴力一直被士人所采纳。至于在市井、乡土之中,暴力甚至得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美]罗威廉 著;李里峰 等 译

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作为“一种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手段”,暴力一直被士人所采纳。至于在市井、乡土之中,暴力甚至得到了美化。中国文化并不像它所标榜的那么“文质彬彬”,而是暴力一直如影相随。

美国著名汉学家罗威廉的著作《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下为《红雨》)将目光聚焦湖北麻城,研究该区域自元末的起义起,中间经明清的改朝换代、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一直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700年间频频发生的暴力。

《红雨》一书按年代顺序排列,讲述发生在麻城历史中的人和事,贯穿其间的是对暴力的描述。700年间麻城暴力不断,改朝换代的乱世不用说,在其他大部分地区处于和平的时候冲突依然严重。在作者看来,暴力并没有像大多数人认为的为中国儒家文化所不容。事实上,它作为“一种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手段”一直被士人所采纳。至于在市井、乡土之中,暴力甚至得到了美化,那些快意恩仇的侠客、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们成为大众所崇拜的偶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学家由于没有文化的切身体验,所以任何判断都是基于严谨的论证。正是这样,才能洞察到中国文化并不像它所标榜的那么“文质彬彬”,而是暴力一直如影相随。其实,硝烟四起、血流成河这样的词汇在历史书上也并不少见。

麻城地处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高山的要隘。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战略地位,麻城当地形成一种对战争与起义英雄崇拜的文化。在麻城的历史与记忆中,身处暴力中心的人物面目往往难以辨认。正是这些集体记忆、历史意识以及其他日常生活共同塑造了麻城的暴力文化。

麻城暴力史就其悲惨程度而言,处在顶点的无疑是明末清初和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清剿,其中关于明末清初的书写为《红雨》全书最详细的篇章。由于科考的辉煌和书院的兴旺,麻城这个本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在明代的中国文化版图上备受瞩目,文人学士们纷纷到访。麻城处于大家族的势力掌控之下,貌似井然有序,其实暗藏危机——明末各地土地兼并严重,麻城也一样,而且“佃仆”数量之多更为全国所罕见。

家族斗争在麻城暴力史中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很快明末大规模的杀戮就来了。面对农民军、麻城起义的农奴、清兵,麻城的乡绅们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躲到山中,建起一个个坚固的山寨,并且成立了48山寨联盟,以对抗一切外部力量。在清末民初历史学家王葆心的著作《圻黄四十八寨纪事》中,麻城抒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反清史。但王还是指出,“东山和大别山地区对地方自治的渴望在太平盛世时代逐渐衰退,而在王朝覆灭的时刻又总会浮出水面”。无疑,麻城的地方主义诉求在这段历史中突显出来,然而罗威廉在《红雨》中并未深入探讨这一现象的生成,对抵抗运动的主导者士绅阶层以及晚明经世致用的思想所及也甚少。不过我们大可不必过于苛求,因为《红雨》作为一部描述性的编年史,“倾向文学式描写,而非科学性的分析”。

从晚明抵抗运动中显现出来的地方主义,在清代一直延续,而麻城的实际统治权则从乡绅阶层转到地方“强人”(有私人武装的小地主),至于转变的原因作者把其归于麻城过于追求财富而不重视科举,未免过于表面。在“强人”那里,地方色彩与“好汉”气概进一步得到强化,从1674年的东山起义就可略见一斑。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红雨》已经把地方主义推到前景,但作者并没做深入分析。可以肯定地说,从地方性暴力文化的形成到对地方主义的诉求顺理成章。暴力文化与地方主义纠缠在一起,夹杂在其中还有阶级关系和家族斗争。当历史的怪兽张开大口时,麻城在暴力中沉沦的悲剧也就开始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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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红雨 中国县域 暴力史 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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