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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的方式阐释中国——罗威廉教授访谈录


来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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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William T. Row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系主任,著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共同体,1796—1895》、《救世

罗威廉(William T. Row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系主任,著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共同体,1796—1895》、《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等。任美国《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美国《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编委。

姜异新(以下简称“姜”):作为一位生长在美国的中国史学家,二十几年来,您一直孜孜不倦地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尤其是社会史学和城市史,收获了厚实的成果,也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促使您研究中国的动力是什么?

罗威廉(以下简称“罗”):1967年,当我从美国Wesleyan大学主修英国文学专业毕业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到大学做一个英国文学教授。毕业后,我先到美国海军部队服兵役,做信息兵。在一次政府计划中,我被派到菲律宾,在那里待了两年,主要是在电台工作,负责轮船之间还有与基地的信息沟通,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菲律宾的土地。在一个休息日,我向主管告假,去了趟农村。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水牛,我非常惊讶,在我学英国文学时的想象中,在我从纽约长大的经历中,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动物,它使我对世界的看法和对自己生活的思考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使我不自觉地将所见到的与自己所处的社会时时进行比较。以前,我以为我生长的纽约,我在大学学习的英国文学就是全部的世界,现在我发现那只是一部分生活,还有一种我完全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之后,我决定回去就读研究生院,并且打算从事东亚地方史的研究,这就是我走上中国史研究的最初原因。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地方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人无法到中国去。事实上,即便是在我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1976—1980年间,美国的学者也无法到中国去。所以,在写有关汉口的研究著作时,我根本无法去当地考察,只好到台湾、日本、香港的图书馆,还有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查阅关于汉口外交的资料做研究,那里的资料的确非常详尽。1980年春,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毕业之后的1980年12月和1981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得到了可以到中国做研究的项目资助,我立刻就去了。首站是北京故宫,因为那里有关于明、清时期非常珍贵的资料。然后,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最想去的地方当然还是汉口。我的关于汉口的书,也是我的第一本书是1984年出版的,我写的时候没有机会去武汉,但修改的时候就抓住机会来到了武汉。截止目前,我共去了中国大陆八次,第一次只去了几个星期,是在武汉大学;在研究麻城时,我主要去了华中师范大学。

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喜欢中国文化,特别喜欢中餐。不过,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我个人不喜欢中国音乐,对京剧也了解很少。尽管我很喜欢中国文化,但我走向中国史研究却与此不相关,而是因为我发现这个领域非常有意思。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个领域有那么多复杂的历史事件在发生,这是很有吸引力的。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姜:2007年您的《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出版,能否谈谈您为什么要把湖北麻城作为研究的对象呢?

罗:我的第一本书研究的是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但实际上,我最想研究的却是农村社会。并且,我还很想去探索一个有许多暴力的地方。我担心以前自己在著作中所描写的清史画面太宁静、和平、美好,以致会把这个画面延伸到整个大清王朝,实际上,在那个朝代,还有很多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挣扎在生存底线上。所以,我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在有更多暴力的地方,而麻城正是这样一个区域。

当我在武汉做研究时,我第一次关注麻城,我发现有很多麻城人搬到汉口去。实际上,在十七世纪的明、清时代,由于连年征战,四川人口大量的减少,大量麻城居民移民至四川。我读过一本关于中国四川的书,那本书上说,自元朝开始,到明、清几个朝代,都有麻城人口的流动现象,这是因为那里有很悠久的暴力传统。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它属于“鄂豫皖苏区”,竟然是一个有七十年历史的现代中国著名的革命圣地。生于湖北黄安的董必武,其一生就有很长时间是在麻城度过的,他是麻城初级师范学校的教师。黄安和麻城是毗邻的县,这些地方都是革命老区。喜欢研究地方史的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暴力?为什么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当把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熔炉——“苏区”置入一个长远历史视野去考察时,中国革命看起来将会有如何的不同?我想,麻城是个很合适作此研究的区域。2004年,我去麻城当地考察,但没有待很长时间。麻城现在很富裕,很明显,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建设麻城,并保护好了当地的革命文物。由于汉语说得不是太好,我没有采访当地居民,尤其是一些经历过革命的老人,这个比较遗憾。但我阅读汉语的能力很好,我翻阅了从1530年到1997年七部麻城地方县志,时间跨度很大。我希望通过对麻城从元末到抗战爆发七个世纪间所进行的长时段考察,对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解,并把中国革命与其所萌生的土壤联系起来,追寻中国农村社会暴力萌生的基本原因。

姜:通过对麻城自元末到抗战爆发七个世纪间所进行的长时段考察,您认为在麻城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方式的内在动因是什么?它反映出中国文化对暴力有什么独特的认识?

罗:中国幅员辽阔,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点,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代表中国。麻城并不比别的地方更能代表中国的暴力历史,但麻城毕竟不是苏州,不是西安,与其他地方相比还是有一点暴力代表性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个典型案例。我想麻城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方式的内在动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地理位置。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这座高山的要隘。清政府对麻城的战略地位向来很关注,唯恐发生任何可能演变成大规模反清民变的骚乱。对于统一的中国来说,整个国家和平的话,麻城就会很和平。但如果发生战争的话,每支军队都想从那里经过,就会给麻城带来动荡。

第二个是政治文化。麻城历史上存在很多有暴力倾向的强权人物,民间有纪念他们的传统,迄今为止我不认为这种情况有多少改变。地方文化、集体记忆和当地历史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麻城的一种暴力传统。在当地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中,流传着许多有关暴力的故事,而地方史家和方志编撰者也为各自的政治目的,时而把其间的人物描绘为英雄人物,时而又把他们贬斥为盗贼土匪。

在研究中,我发现从元末到抗日战争爆发,麻城经历了两个繁荣时期。一是明代中期,外销性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科举和文化的成功;二是盛清时期,商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虽然两个时期都遭受经常性暴力,但它们却显示了麻城权力的不同结构。在前一时期,中心和西南地区富裕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地方士绅组成巨大的、相互通婚的宗族;在第二个时期,虽然大宗族仍然握有财产,但他们的权力受到受教育程度远逊于己的地方强人的挑战。这样,大宗族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组织中最重要之势力,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初仍然如此。而十七世纪初持续的动乱,促使麻城当地精英为了自身安全高度武装化,营造更大山寨,这种以山寨为中心的聚居地,成为麻城基层最重要的地方组织。该县各地都有此类山寨,如东山地区形成了一个山寨联盟,史称“四十八寨”,但实际包含了数百山寨。这一类山寨在明末获得了极大程度的自治,在清代才逐渐瓦解。

第三个是阶级结构。从清朝中期开始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麻城存在很多奴婢,这不只是相对于富人和穷人、地主和雇农的关系而言,而是指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完全失去自由的人,这是由土地的高度集中造成的,为此麻城经常发生“奴变”。与全国其他县相比,麻城佃仆数量最多,这一点到民国时期仍有体现。“奴变”是明清更替之际造成麻城血腥动荡的主要原因,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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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麻城 访谈录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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