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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褚国飞:美国中国史研究模式呈现多样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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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67年获得美国维思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英文文学学士学位,1980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82年以来一直执教于美国

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67年获得美国维思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英文文学学士学位,1980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82年以来一直执教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现任John & Diane Cooke中国史讲座教授、历史系主任。同时他也是美国《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美国《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

他的专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与《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以翔实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被视为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中国没有形成成熟的城市共同体”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也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上述第二本著作还荣获1989—1990年度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Best Book on Non-North American Urban History),并引发了中国研究关于“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激烈争论。

中国史研究应强调中国本土的变化

记者:您是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学家,然而,“社会”和“近代”这两个词所包含的内容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十分宽泛——包含几个世纪的文化、思想、经济、政治、历史等。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和如此广的研究领域中,请问您如何找到时间和主题上的切入点与彼此之间的联系?您能概括一下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吗?

罗威廉:我大部分的著作都是关于14世纪至20世纪这个时间段内的历史,借用欧洲史中的一个术语,即“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在这里,我所指的“近代早期”始于16世纪中叶农业、商业以及长距离的境内贸易集约化阶段,终于1895年马关条约后中国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因此,我的划分方法与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将鸦片战争前划分为“前近代”中国、之后则划分为“近代”中国的做法不一致,这两者强调的重点不一样。我不赞成过分强调来自西方的影响。西方的影响当然很重要,但它不是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唯一重要的因素。我的这种划分也避开了以朝代变更为分界点的做法。这段历史还有很多其他重要方面,包括人口的快速增长、巨大的地域间人口流动和因军事占领导致的人口流动、边疆地区和中心地区的新移民、对资源的严重争夺以及商会、行业协会、宗教组织、慈善机构等强大而又形式多样的地方性组织的建立。

对美国学者而言,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此前,费正清及其哈佛学生们的研究方向是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反应,这种路径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具有压倒的地位;而其他很多方面,特别是中国本土历史的变化进程都被忽视甚至被否认。法国历史期刊《年鉴》(Annales)强调一种名为“社会历史革命”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也早已被用于对欧洲史和美国史的研究。这无疑给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以新的启发。当时,日本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强调中国史中“社会经济”这一主题,而且美国学者也越来越多地接触这方面的研究著述。台湾清史档案也开始向外国学者开放,为其研究中国封建王朝末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十分有效的一手材料。此外,中国各级档案的进一步公开,使得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变得更可行、更活跃,也越来越有意思。

谈到对自己的定位,我依然认为自己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史学家”,我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十分感兴趣。但是我也对这一结构层次下的经济结构、官僚机构以及文人在社会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他们的文化态度,还有其他一些被排斥在“社会史”范畴以外的方面感兴趣。

麻城:集中反映了中华帝国末期暴力的一面

记者:目前您开始研究农民战争模式,并以中国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县为案例,前后跨度长达7个世纪。您能具体谈谈该项目的研究吗?

罗威廉:之前我没有对中国乡村做过广泛的研究,特别是由于此前我对汉口的研究以及对陈宏谋个人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了中华帝国末期和谐与和平的一面。但是,它也有非常血腥和暴力的一面,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我感到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为什么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暴力?为什么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因此,近年来我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并于2007年出版了《红雨:中国一个县七百年的暴力史》(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我的研究集中在湖北北部的麻城,研究时间始于元末的起义,中间经过了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一直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我之所以选择湖北麻城作为研究对象,有几个原因,一是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麻城频繁地被卷入这些暴力冲突和战争;二是这里本身就是一个习惯性冲突暴力多发之地,即使在其他大部分地区处于和平之时,这里依然冲突不断;三是由于其高度紧张的阶级结构,在这里,奴役关系比其他大部分地区更深。

但是,暴力不仅仅是局限于阶级之间的一种工具,在精英宗族之间,以及麻城不同地区之间也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我认为,其中一个理由是这里超乎寻常的地理和社会结构。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高山的要隘,因此,清政府对麻城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唯恐这里发生大规模反清骚乱。这种战略地位使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方文化,即对战争的歌颂和对起义英雄们的尊崇,当地人为战争和起义英雄们树纪念碑。此外,地方戏对以往发生过的战争加以传颂,对青年男子的思想教育中也强调这种精神。这种造反精神与大众文化和大众宗教相联系,并与集体记忆、地方史的记载有着密切联系。所有的一切导致了该地区的暴力斗争倾向在各个时期和朝代都异乎寻常地强。

我希望考察这个县从元末到抗战爆发700年间的长时段历史,能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把中国革命与其所萌生的土壤联系起来,从而追寻中国农村社会暴力萌生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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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罗威廉 中国新城市史 中国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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