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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规则:八十年代的喧哗与苍白

2011年09月01日 14:4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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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一个有性格的年代,性格简单的年代。“理想”、“激情”、“浪漫”、“真诚”等,这些正面标签,是八十年代最耀眼的印记。鉴于当下的境况,我们常常怀念挂着那些标签的八十年代,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那些标签代表的品质迅速褪色、甚至消亡。关于它的另一些标签“空泛”、“天真”、“膨胀”等,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事者的话语中,一般处于从属地位。

《我与八十年代》是一本访谈集。回忆总有失真之处,非现场记录,以回望的角度重述历史。回头看,抽离当时的热情参与状态,会带来旁观者的角度,更为理性,更多反思。书中的大多被访者,自然又一次晾晒了他们的功绩。从王元化的访谈读起,有点担心访问者马国川过于“敬老”,口述的记忆会变为功绩展览会。幸而,疑虑逐步消除,他们的回视还算理性,对八十年的反思和批判颇多。除却不可言说的风波以及相关的暧昧观点,整体上,可以当作一份合格的口述参考文献。

马国川先生在序言中说:“任何试图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一个时代的做法都是危险的。”那透过十二个人的口述,八十年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将所有正反面标签合在一起,相对于现下的复杂环境,八十年代仍显得简单、透明,似乎可以一览无余。被简单化的八十年代,如同被美化一样,都不靠谱。书名中的“我”,声明一般道出了局限,十二个样本,摆明了倾向,他们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重要参与者,或许还是一些领域的拓荒者和建设者,但不是全部。“八十年代”越来越成为一个响亮的词,一个重要到可以独立的称号,而与八十年代相接的九十年代、前面的五四与文革,也越来越应该被重视,共同置于历史的镜框中。

无疑,八十年代是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各种思潮和文化不断,一波接一波。李泽厚形容当时青年的热情状况,用的是“空前绝后”这样的词。解放后政治环境阴晴不定,文革十年一片空白,到了七十年代末,破冰后的激烈涌动开始。一边是饥饿了太久的待哺小孩,一边是按捺了过久的待放激情,二者相遇,造就了狂欢般的画面。书中的访谈,以被访者的年龄排序,从大到小。马国川生于1971年,被访者中,年纪最大的王元化是1920年生人,最小的梁治平是1959年生人,一开始是“您”,后面变为“你”。三、四个年代的人,一下子齐聚到舞台,而且热烈参与,将往日积攒的、藏着的、压着的,悉数掏空,不够时,现学现思现卖。

喧哗是有了,一派生气。在过去年代,营养不济,吃的草,量少质差,产出的奶,品质也就难供检验。李泽厚在下放时晚上研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英文版;梁治平承认在西南政法学院上学时读书不多,当时没什么书可读。除了对渴求知识、环境糟糕、资源贫瘠的写照,这些事更适合当作励志桥段。八十年代留下的学术成果乏善可陈,从八十年代开始繁荣的中国当代文学被德国汉学家顾彬称为垃圾,这些苛刻论断或许有待商榷,而八十年代,的确有着苍白的一面。令人动容的是,在书中,不少当事人对自身和所处群体的评断,并不留情面。汤一介说建国后的学术思想著作,都很难称为经典,他们那一代(他是1927年生人)不大行;刘再复提到巴金称自己写了三十来年的遵命文学,没什么值得评论;梁治平称当时有种印象,中国没什么人称得上是学者。

书的封皮,令人想起贾樟柯《站台》的一款海报。书中的被访者,一生大多时间笼罩在政治阴影中,即便在氛围宽松的八〇年代,也不例外。他们受累于时代,也受惠于时代,一直被政治牵着走。汤一介谦称自己仅是一个哲学工作者,更多是解释领导者的思想,不能叫哲学家。这个事实,坦诚得令人难以接受。而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的命运,包括书中那些曾引领风潮的风云人物。

本文为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特约书评,商业媒体转载请与《读药》联系。

[责任编辑:张哲] 标签:十年代 马国川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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