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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赵越胜沙龙

2011年12月29日 09:45
来源:新周刊 作者:佟佳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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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沙龙里,众多出入赵越胜沙龙的人的名字在之后中国文化圈的十几年里,响亮且远播。

上世纪80年代,以“赵越胜沙龙”为代表的诸多文化沙龙是当时文化精英的培养皿和发声地。曾经参与赵越胜沙龙的人,回忆那个年代的那些沙龙往事时,都带着对自己青春的垂涎。

周国平的散文里那种浪漫化的沙龙生活勾人向往,因为“生活”盖过了“沙龙”,阅读者会记得沙龙参与者的名字和他们在吃着什么、玩着什么,至于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又为什么要以沙龙的名义相聚,只能用猜测和想象去完成一场求证。作家柯云路在小说《新星》、《夜与昼》、《衰与荣》里,描绘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圈子的生活图景,但他并不愿意人们去对号入座。在2006年的畅销书《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甘阳提到过赵越胜——为甘阳在八十年代的哲学研究提供历史佐证。

赵越胜和他的沙龙似乎还“活”在别人的回忆里,偏偏回忆总是被回忆者修改与过滤,于是他成了一个“浪漫”、“热情”、“睿智”的人偶。

穿花睡衣的潮人

“你看到他的文章以后,你就爱上他了。”歌唱家范竞马深爱赵越胜,却不是因为读他的文章,而向人介绍赵越胜时,一开头只能用文章来打破陌生的尴尬,“当时有诗歌朗诵会等等,我只是一个默默的旁观者。”

范竞马在北京进入沙龙是在1982年,当时他刚刚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是一个年轻的助教。“沙龙当时对我最大的诱惑就是:那里有吃的。当然他们说的也很精彩,让我很佩服。他们看那么多书,对我来说如饥似渴,一方面是真正的食物进到肚子里——他们说的时候我就可以趁机把东西都吃光,另一个方面是精神方面对我是一种补充。”范竞马所指的充满“诱惑”的食物,在那时不外乎西瓜、冰棍、馒头。

“穿着花衣服在家里接待客人的,在我印象里赵越胜还是第一人。”作家柯云路在第一次参加赵越胜沙龙时,对赵越胜的睡衣印象深刻,“我们那时候穿的都是一个颜色,都很素。他(赵越胜)很西方范儿,说话时也夹带英文,特别热衷于谈存在主义哲学。他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艺术哲学家。”当时的沙龙参与者甚至都忽略了赵越胜的身份,“是一个非常纯的沙龙,基本上就是聊天。他是个干部子弟,特别好客。”与朋友谈着话,赵越胜一定会设计一下接下来怎么招待朋友们吃顿饭,“很义气,也可能钱花得光光的,还要想着给朋友帮这个那个的忙。他也谈政治和改革,但是重点在哲学和与哲学相关的艺术。他还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发烧友,搞音响,我经常听说他又搞了一套什么什么的音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时兴的,新潮。”柯云路不否认:赵越胜这样的沙龙领袖,在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中是少数人,但却是一种潮流和风尚,吸引人们去追逐和效仿。

“那时候穿睡衣是很酷的,那个时候的人哪有‘睡衣’的概念。”不仅没有“睡衣”的概念,当时的沙龙因为缺少通讯工具,组织过程也与“浪漫”相悖,范竞马回忆,“那个时候人很随便,可能半夜敲门就去了,12点、1点,那个时候没手机也没电话,打电话要打到楼下传达室,让传达室老头儿去叫去。那个时候找人都是:我找一个人去了!骑车45分钟到一个小时,拍门,一看人不在。”在范竞马的描述中,他自己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不是“知识分子”的青年。而在周国平的《我的心灵自传》中,赵越胜的择友标准明确化了:“每次举办‘帕提’,他(赵越胜)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

“文化”有着极度自我的判断标准,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沙龙里,众多出入赵越胜沙龙的人的名字在之后中国文化圈的十几年里,响亮且远播:周国平、范竞马、甘阳、陈嘉映、柯云路、苏炜、徐友渔、阿坚……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下乡第一天的时候,村民用几百对避孕套吹好的气球来迎接我们——村子穷到十二三岁的姑娘都没有裤子穿,避孕套是免费发放的,不用钱。”在读大学、到北京之前,范竞马下过乡,在四川大凉山干过农活。而柯云路中学毕业后,也在山西插过队,“那个时候的很多年轻人,城市精英、文化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像我一样,有过插队经历,他们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他们也上山下乡、插队,又回到城市,经受过各种人生的坎坷,家庭受冲击、自己受冲击,各种各样的经历,比现在社会的年轻人经历要曲折得多”。除了柯云路和范竞马,甘阳等人的自述中,也都曾经提到上山下乡的经历。

“他们的‘锐意改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是有根的,不是纸上谈兵,都是扎根在中国,对中国积重难返的文化弊端感触甚深。”柯云路所表达的,是对当时文化沙龙参与者身份的一种敬意——沙龙并不是精神贵族娱乐休闲的场所,也不是书生展示才华的讲坛,尽管他们在其中既享受了聚会的乐趣,也使用了讲坛的平台。

文化沙龙对中国未来的探索,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其作用与影响,在中国此后的二十年里得到了印证。“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主调也是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经。从年龄上看,美国的六十年代人与中国的八十年代人相差并不大,”在《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序言里,査建英将中国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的特质,和60年代的美国做了简单的比较,而这也并非她一人的想象与结论,“李陀认为:八十年代问题之复杂、之重要,应该有一门‘八十年代学’。”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各种文化沙龙相继结束,沙龙的参与者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出路,赵越胜离乡赴法国。

“我们何时再唱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天,范竞马在赵越胜沙龙里,朗诵起欧阳江河的诗歌——这个场景曾经被很多参与其中的人提起,可是就算范竞马本人,也无法用记忆拼凑起具体的时间、场景,记忆是零散的,但是关于记忆的情绪线索却是清晰的:“那帮人都是朋友,想怎么说都行,很精彩的。我崇拜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甘阳啊,周国平啊。欧阳江河,我读他的诗都激动,我都朗诵他的诗,完全是自发的,他的诗打动我,有力度,有穿透力。”

在赵越胜沙龙的众多参与者中,范竞马与赵越胜近年来还经常来往。“越胜出国以后,到现在就经营丝绸生意,那么大一个人物,他不做学问了。想想看,你的思想基础、知识王国建立在中文的基础上,跑到一个和中文完全没有关系的社会,你在中国再是个人物,说话再酷,到了国外,对方就只说:‘你懂吗?’小孩都跟你这样说话。”当范竞马在法国的丝绸店铺看到赵越胜时,欣慰于赵越胜在丝绸下面藏了书籍,店里没客人的时候,赵越胜就拿出书来看,并且还伴有音乐,“我觉得他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分别后,柯云路再“见”赵越胜,是在媒体上看见他的名字。“我不是一个会刻意寻找历史的人,如果命运安排我们重逢了,我们会聚在一起,谈我们现在的事情,也不会光回忆过去,现在肯定有现在的话题。”而在2006年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之际,苏炜、周国平等人,在面对这本书时,最先回忆起来的竟然是赵越胜沙龙,尽管赵并不是这本书中的主角。

“我希望自己能用歌声把大家再聚起来。”范竞马希望有一天,他一唱歌,原来的老朋友再汇聚起来。

对话范竞马

“八十年代”是怎么来的?

《新周刊》: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文化沙龙是怀抱什么样的想法?

范竞马: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旁观者,我是不善于言辞的。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文化沙漠,但是沙的底下有很多的虫挖的洞,很活跃。我们感觉自己就是那些沙子底下蠕动的东西,很活跃。就是那种从早上到下午的争论,激动、亢奋,尼采的一段话、马尔萨斯的一段什么,拿出来,大家你驳斥我,我驳斥你,很精彩。我崇拜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甘阳啊,周国平啊。欧阳江河,我读他的诗都激动,我都朗诵他的诗,完全是自发的,他的诗打动我,有力度,有穿透力。我是他们所有人的粉丝。

《新周刊》:要走进这些人的历史里面?

范竞马:对!那肯定是,只要哪里有聚会我就去。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时候的郊游,去水库玩。我从来都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们叫我去,我愿意去就去。

《新周刊》:他们这群人是因为走进这个圈子才敞开心扉吗?离开沙龙回到自己的世界里,会再封闭起来吗?

范竞马:你要这样想——我们之前那十年,在乡下、工厂,没有上学,没有大学在上课,这些人都在自己如饥似渴地读书,十年完全是一种自由的状态——虽然是什么都不让读,但其实在私下,大家都在用功。那时候我为了听那种西洋唱法的声音,自己花很多功夫找物理老师装的一个单管的收音机,矿石收音机,只有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收得着信号,听边境地区的广播,一听到就觉得是天国里的声音。那时候传过来一本书,书都是被很多人翻得烂掉。十年后,这些人一下能够回到城里,能聚在一起,你能想象吗?所以八十年代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有八十年代?这些人是在之前十年内——这十年看起来是不存在,突然打开,一下子……

《新周刊》:“八十年代”对你个人而言充当一个什么阶段?文化沙龙又带给你什么?

范竞马:纯属一个过渡期,一个醒悟的时期,一个从青少年的烦躁到了一个成熟的过程。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给我的诗歌、文章,他们的言谈,给我成熟。我观察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可笑之处,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帮助。他们给我打开了一个大门,在我封闭的个人世界里——我从大凉山来的井底之蛙,跳进他们那个井里以后,发现他们的井那么宽敞,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他们是有局限的,他们当初谁也没出过国,但是当时他们的思想比我要宽阔、丰富得多,因为他们的书读得比我多。

《新周刊》:赵越胜二十年来有什么变化?

范竞马:他是所有的人里、我的所有朋友里我最崇拜的人之一,最可爱的人。他爱憎分明,他从来不含糊。一次一个他认识十多年的老朋友去巴黎看他,他高兴极了,准备了酒和东西,把朋友接回家里,三句话不投机,就把人家给赶走了,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个人不能住在我的屋檐下,搬到哪去我不管。”他的老婆半夜三更跑到外面去给那个朋友找酒店,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人和他在一个屋檐下。他一贯如此,为什么我这么多年和他还走得那么近呢,我觉得他非常纯粹,连撒谎都是透明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而不是像条变色龙似的跟着社会潮流去变,永远不变。

《新周刊》:他没有痛苦和遗憾?

范竞马:我想越胜的内心一定经历和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但他似乎并不感到遗憾,因为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他完全可以有更好的用场,他完全可以写漂亮的文章,他完全可以去发表演说,他为什么要去过现在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必然的,他的个性,没必要去说为什么了。这样的人是很可贵的,永远保持着自己。

对话柯云路

八十年代的文化沙龙是诸子百家

《新周刊》: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沙龙是少数文化人的聚会吗?

柯云路:八十年代的时候沙龙比较多,不仅是赵越胜这一个沙龙,我们说“沙龙”,因为是广义上的,其实就是各种活动的思想文化圈。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思想文化特别活跃,很多很多人都在那里探讨中国发展的问题。这些人相对来讲比较单纯。有一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状态。我在长篇小说《夜与昼》、《衰与荣》中用了很多篇幅描写这些沙龙的活动。

《新周刊》:沙龙围绕哪些话题展开?

柯云路:沙龙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讨论的目的就是想要改变命运,改变中国。确实想改变中国。赵越胜沙龙只是众多沙龙中的一个,当时影响较大的还有金观涛等人的沙龙。而金观涛作为知识精英对当年中国的思想启蒙贡献很大。一些体制内的如杜润生、马洪等身处改革第一线的高级干部,身边也活跃着很多有思想的年轻人。

《新周刊》:杜润生、马洪这些人算是当时中国官员中的主流吗?或者说那时候这样的领导多吗?

柯云路:他们人并不一定占多数,但是代表潮流,是一种改革的风气和潮流。他们是一批先进代表人物。

《新周刊》:你怎样进入赵越胜沙龙的?

柯云路:赵越胜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八十年代的这些圈子都是互相引荐。见了杜润生,见了马洪,又见了他身边的许多锐意改革的年轻人,他们就会提到金观涛,也会提到赵越胜,“你要去,我告诉你怎么联系”。赵越胜的沙龙是一个比较纯的沙龙,基本上就是聊哲学。

《新周刊》:现在沙龙的成员还有活动吗?

柯云路:现在大家早就各干各的了。几十年了,每个人生活的变化很大,命运也都不同。以前去沙龙,可以早预定,没预定的进了门也可以参与,没有现在这么多事儿。那时大家想怎么说怎么说,谁也不藏着掖着,不会提防谁。就想共同做事,研究一些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当时我就是想要了解社会,参加沙龙的目的是多重的。

赵越胜沙龙

“赵越胜,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青年研究群体’的主力之一,专业研究的是西方当代哲学,主攻马尔库塞。气质、长相十足像个河北农民,却是地道的‘高干子弟’——父母是副部级高干,住独家四合院。”(苏炜《爱乐琐忆》)

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文化圈内活跃着很多文化沙龙,赵越胜沙龙在当时的参与者回忆中,为当时京城“三大文化沙龙”之一,沙龙每个月都有活动,以聊天、讨论为主要形式,参与者多是围绕音乐、哲学、文学等方面议题展开讨论。

地处地安门街道的一处四合院,东三环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都是赵越胜沙龙活动的地点。其后,主要成员苏炜在双榆树的“鸳鸯楼”公寓也成为赵越胜沙龙活动的地点。“两家都有的一流好音乐,便常常成为这种聚会上‘热场子’的最好媒介;而朋友们中间两位最受欢迎的音乐专业人士——同是中央音院受业背景的作曲家丽达和男高音范竞马(后来还加上中央乐团的梁和平),一个伴奏一个放歌,则就更成为聚会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了。”沙龙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持续到80年代末,其间甘阳、徐友渔、陈嘉映、范竞马、苏炜、周国平、柯云路、欧阳江河等人都曾参与其中。

[责任编辑:姜君] 标签:赵越胜 年代 柯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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