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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2012年02月24日 12:42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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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的“来龙去脉”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对毛泽东的研究几乎是没有的。个别的像李锐同志,在5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毛泽东早年活动的研究,也出了一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当时就受到海内外的普遍重视。可是李锐同志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这本书就没再发行。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满怀虔诚,满怀崇敬的心情来研究毛泽东的人,往往也会遭遇到不测。做毛的研究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高危险性的事情,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常识。
 
  1979年以前,国外对毛的研究,是和当时的世界潮流以及冷战格局有关。1979年前,咱们国内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国外一些研究也有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到了50年代后期,6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了,反共原教旨主义逐渐式微,自由主义学派成为主流,他们主要关注毛主义和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的问题。1969年以后,从西方研究毛的自由派中间分化出新左派,他们对“文革”,对毛泽东晚年的举措,都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例如日本著名的井上清教授这样的一些教授的研究,对当时西方青年的反越战、反西方主流体制的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自由派的研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两国的互相接近。这个所谓自由派就是哈佛大学以费正清为代表的那个流派。
 
  前苏联在1979年以前,他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和需要对毛泽东进行研究,前苏联的毛研究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中苏关系破裂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决定成立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远东研究所根据政治的需要出版过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作品都涉及到中苏两党两国交往的历史,反映的是当时苏联的解释和看法。他们在60年代对毛泽东的看法是,认为毛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革命家”,或者叫“半托洛茨基分子”。这是当时苏联对毛的基本看法。
 
  我想1979年后,咱们国内兴起对毛泽东的讨论,主要是和反对“两个凡是”,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主要集中探究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文革”和五十年代后期的一些错误,它的导向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我们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看过的是李锐写的那本《庐山会议实录》。这虽然不是一个研究成果,但是包含了大量的丰富的珍贵的史料。比较有深度的具有学理性的研究,应该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才产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和《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厦门大学汪澍白教授的《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人民大学萧延中编的《晚年毛泽东》等。80年代中后期之所以能够出现较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是和当时大环境有关系,第一:就是当时的官方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毛的早期的文献和文稿,其中重要的有毛泽东早年文稿,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等;第二:就是80年代中后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第三:是研究者慢慢走出了1979年、80年代初心情较为激动的那种情绪状态,从而以较为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来思考某些重大的问题。90年代初以后,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反映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气氛已经和80年代中后期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某些在80年代还可以讨论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和“文革”,毛泽东和“大跃进”,毛泽东和“反右”,像这样的话题都被回避了。但是我认为在这一时期和其后,也出了一些很好的书,这就是我们的官方机构出版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有关毛泽东的文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的材料。比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虽然在资料的选择上有取舍,但基本上是根据档案编写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出版了,包含大量珍贵资料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共十三卷,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的发表。还有近年来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等。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很多专家学者,他们在文献整理方面,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
 
  90年代中后期以后,有关毛的研究和叙述重新活跃起来,这可能和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化等情况有密切的关系。这里又可分成几种情况:在某些人那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某种符号象征。比如我们都听说过的《切·格瓦拉》,在这部剧中,毛泽东重新被描绘成为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符号。在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对毛思想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只是学理性比较强的这样的研究不太多。第三个方面,我们可见的是一些秉持民间立场和角度的叙述,这是一些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与某些专题研究相联系,又涉及到毛的叙述,其中有一些是个人的回忆。
 
  这样的作品在90年代中后期就陆续出现了,而这些个人的回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叙述大概的特点是,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到毛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所具有的多重面相的问题。我们过去可能只看到毛的某一个面相,可是他还有其他的面相。这些叙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重视研究或反映毛和由毛主导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对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影响,这是我认为特别应予以注意的,或者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种研究趋向。这种叙述不单纯是研究毛思想,诸如毛思想有三个特点五个要素,不是这样的,而是谈他主导的那个时代对普通人生存的重大影响的问题。这是过去我们在研究毛的时候很少注意的问题。以前人们只研究毛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面,可是对在他主导下亿万人民的生活,亿万人民的生存状态,都没给予特别的注意。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人们开始注意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近几年,对毛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人民大学单少杰教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这本书主要写的是1949到1976的毛,实际上叙述的是从1949到今天,就是毛的执政年代和后毛时代,作者研究毛的思想及其背景,以及和中国社会变化的相互关系。另一本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也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陈永发教授也出版了一本书,不是专门谈毛的,但广泛涉及到毛,叫《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毛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叙述对象。直于非学术性的,比较重要的有韦君宜的回忆录《思痛录》。还有前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云彬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叫《红尘冷眼》,宋云彬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民主同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心灵史。
 
  90年代以后,和中国的情况相对照,从整体上看,西方对毛的研究兴趣,已经大减弱。应该说,对毛的研究,现在在西方早已不是热点。当然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到毛,但是今天西方学术界对他已经没有兴趣。(许纪霖:对毛的研究是冷战的产物,现在冷战结束了。)可能和这有关系,西方人的研究有强烈的现实功利的导向,这是没问题的。虽然对毛的研究已不热了,但还是有的。美国前两年出版了两本书,《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作了报导,一本书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的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写的,他的很多书都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还没翻译,名字就是《毛》。最近我们国内出版了他的《上帝的儿子洪秀全》。还有一本是美国的一位资深新闻记者菲利浦,利用大量的材料写的《毛的一生》。这是最新的体现西方对毛看法的两本书,但是我翻了一下,觉得这两本书信息量都不是很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毛的研究的概况。 
[责任编辑:王超] 标签:高华 毛泽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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