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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历史》导言:有关过去的一种“混沌”理论

2012年04月08日 16:42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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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者的游戏:反事实假设的“幽默效果”

此外,反事实假设还涉及一个问题-幽默效果。斯夸尔书中的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轻松有趣的风格。但越是如此,可信度就越低。大多数的还原论解释都可以通过阐述方式的改变而变得更有说服力。“如果安东尼没有拖延离开埃及的时间,他也许就能战胜恺撒。”“如果理查德三世在博斯沃思一役中获胜,约克王朝的统治或许会得以稳固。”“如果巴耶赛特从匈牙利凯旋之后选择了进攻意大利,他或许就能攻克罗马。”“要不是识破了李的意图,北部联邦完全不可能赢得安提塔姆战役。”“如果希腊国王没有死,希腊与土耳其也许不会交战。”以上叙述方式或许听上去不那么有趣,但可信度随之提高了。类似地,下面的说法也是有其意义的:如果大罢工取得成功,工党政府的执政时间也许会更长,也许还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反事实假设只是因为出现在对《泰晤士报》的滑稽模仿里才显得不可信。

不过,斯夸尔的书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确立了反事实类文章的写作风格-“想象者的游戏”。人们可以借这种“游戏”异想天开或进行还原论的解释-总之,是一种高阶的幽默。伯特兰·罗素在《自由与组织》(1934)中就带着调侃的口吻:

如果亨利八世没有爱上安妮·博林,那就不会产生现在的美国,这听上去颇为合理(原文如此)。因为正是这场爱恋使得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不承认其将美洲赐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做法。而如果英国保持天主教国家的性质,美国很可能到现在都还是西属美洲的一部分。

还是以这种诙谐的笔调,罗素“不那么严肃”地提出了“对工业革命缘起的另一种解释”:

工业制度缘自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的发展缘自伽利略,伽利略的出现缘自哥白尼,哥白尼的出现缘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产生缘自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君士坦丁堡的沦陷缘自土耳其人的移民,土耳其人的移民则归因于中亚的干燥气候。因此,要找到历史事件的根本起因,还得去研究水文地理学。

约翰·梅里曼于1984年出版的文集《就因为少了匹马》继承了这样的行文传统。书中包括了三个有关美国的猜想:假如波卡洪塔斯没有救出约翰·史密斯船长?假如伏尔泰在1753年移居美国?假如哈钦森总督的女儿成功说服他不要派回达特茅斯号(正是这个事件加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发生)?还包括两个有关法国的话题:假如路易十六一行成功地从瓦伦逃脱?假如波旁家族的统治路线在1820年得以持续?另一个话题是关于英国的:假如威廉三世在海战中败给了詹姆斯二世?总体上看,这些都好比是茶余饭后闲聊的历史。全书在一开篇就确定了基调,即假想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与纽约巨人队签下一份棒球比赛的合约会发生什么。彼得·盖伊的荒诞之作也承续了这种风格,向读者暗示如果精神分析法的创始者不是犹太人,人们会更严肃认真地对待它。只有康拉德·拉塞尔关于1688年的文章《天主教之风》,才称得上有真正的历史学价值。

切斯特顿曾经在斯夸尔的文集中异想天开地提出:如果海上风向有利于詹姆斯二世而非威廉三世的舰队,英国宗教改革是否就因此不会发生?拉塞尔又重拾了这个问题。其实休·特雷弗-罗珀就曾提到过类似的话题。当时他曾对17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失败的必然性表示质疑。“如果是一个(比查理一世或詹姆斯二世)更明智的国王,是否就能像欧洲许多国家那样维系或重建英国的君主专政制?”罗珀写道,如果查理“在位时间再多几年”,议会里那些反对他的人也会因为年老力衰而不战自败。如果詹姆斯“像他兄弟那样把政治置于宗教之上”,“斯图亚特的复辟”也许会“稳当得多”:“此后,英格兰辉格党的显贵们难道就不会像法国胡格诺派那样转而崇拜升起的太阳吗?”约翰·文森特则更进一步,把勒努维耶想象的异教欧洲史与英国成为天主教国家的假设结合到了一起。他选择的起点比特雷弗-罗珀更早:

16世纪西班牙的征战中因理性的涉入而变得相对不那么血腥,但……几乎不间断的征税引发了零零星星的反抗,比如发生在诺里奇的毁像活动。更严重的是,英国被迫解除了军事武装。在三十年战争中,多达四个国家的军队为争夺英国而争斗,布里斯托尔从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文森特还设想,在这场灾难之后英国进入稳定期并延续至18世纪。但此后又发生了一场灾难:“在对法战争失败以后,英国国家信用彻底崩塌,并且对法国将’天然国界‘推至泰晤士河表示让步。”

此后,形势迅速恶化,以致英国在19世纪并未进入鼎盛时期而是滑入了低谷:

随之而来的国王退位导致伯克式的公民贵族与海军激进派之间总是争战不断,直至韦尔斯利上台执政并推行法国的重商主义时才结束。尽管执政时期的英国政府十分清廉,但由于国家贸易权被剥夺,英国开始陷入人口数量下降的困境;同时,随着法国的快速工业化,英国逐渐沦为法国的产粮地。依赖于单一农作物的生产与出口使英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连年多雨引发小麦大面积患锈病,导致饿殍遍野,人口进一步大规模减少。而从政治角度来看,法国政府救济措施的无力引发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其追随者声称要解放泰晤士河南岸这个所谓“失落的”法国大省。由于辉格党逃往马德拉、格拉斯通被囚于圣赫勒拿岛,这场运动戛然而止。

但接下来的情形更糟糕:

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中,对德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英国在科学方面长期滞后,德国首先研制出原子弹也实属必然。里兹与谢菲尔德遭到原子弹的灭顶轰炸,直接促使英国迅速投降。这至少让英国免于受侵之苦。此后的确也没有什么事件在英国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了……

和斯夸尔、梅里曼文集中的许多作者不同,拉塞尔、特雷弗-罗珀和文森特的假设都不算异想天开,也都不是出于调侃的目的。三个人都站在某种严肃的历史立场来讨论“英国例外论”的偶然性。不过,他们在文中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建议及其相应的不充分论据,总算是颇具技巧地表述了反事实“问题”,但他们没有提供相应的答案。

所谓新经济历史的倡导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了反事实论证。首先尝试正式运用大量反事实论证的是R·W·福格尔,研究主题是铁路建设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他尝试构建一个没有铁路的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向“铁路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不可或缺”这个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根据他的估算,如果不建造铁路,尽管耕地会大面积减少,但1890年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只会比实际数据略有下降。麦克洛斯基等人在讨论1870年后英国经济的相对衰退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他们不是在臆想,也不是在调侃历史。但这种计量历史学的论证遭到了严厉的驳斥。最常见的批评指出,19世纪的统计学基础相对薄弱,并不足以支持这种论证所需要的推断与计算。此外,还有批评针对的是福格尔关于奴隶制经济的论述,其言下之意颇具政治意味:按福格尔的观点,从经济角度看,如果没有爆发南北战争,奴隶制就可以维持下去;这个观点在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中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对于铁路问题的论述,这种批评也同样适用。福格尔只有通过“历史前后相关联”作出极其大胆的猜想,才可能描绘出一个没有铁路的美国。对他的方式有一种更严厉的指责,即他所设置的历史场景缺乏可信度-原因不在于他进行了反事实假设,也不在于假设很荒谬,而在于与时代的真实情况有出入。当时有关铁路的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应该在哪里修铁路展开的,而不是应不应该修铁路。福格尔对此提出了最有力的反驳:计算铁路带来的“社会节约”不是为了推想一段可能的历史,而是为了检验铁路是否真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没有人打算去“想象”没有铁路的19世纪的美国。这种反事实假设的最终结果就在于通过在总体上量化铁路之于经济的(巨大)贡献,来精确地说明为什么当时要修建铁路。与此类似地,对魏玛共和国末期经济政策选择的讨论也趋于表明,从政治的角度看,1930~1932年德国总理布吕宁除了实施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换句话说,历史学家使用的反事实假设有两种:一种基本上是想象的产物,(一般而言)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另一种则通过(据说是)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检验提出的假设,更倾向于计算而非想象。前者多依赖来自事后认识的灵感或是还原历史的假设性解释,常让人觉得不可信;后者则倾向于进行不同于既有历史的假设。杰弗里·霍索恩开创性地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以图克服其各自的弱点,但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他声称的一个“似真似幻的世界”里,中世纪的法国免遭瘟疫之苦。然后他想象了农村人口下降,18世纪法国经济与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想象的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插手朝鲜半岛的种种结果;而在第三个世界里,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意大利艺术并没有产生那些成为文艺复兴先声的革新。第二个想象也许是三者中最有可信度的,我们至少可以在美国外交文件中找到依据,但其他两种想象就很值得怀疑了。霍索恩的第一个想象在中世纪的人口统计、18世纪经济政治的发展之间建立了联系,但即使是最大胆的计量历史学家也会对此表示质疑;而他所设想的“不曾发生过文艺复兴的”艺术史几乎完全建立在有关艺术风格变化原因的假设基础上,而这个假设也并非没有问题。至于他对20世纪80年代工党复兴和20世纪摩尔人超级大国的粗略描述(实际上也是圭达拉在1932年发表的文章的引申),放到斯夸尔主编的新版《假如事情并没这样发生》里也许会很合适。

以上这些明显的反事实假设分析存在着诸多弊病,这本身就能说明反事实主义为什么无法受到欢迎。不管是提出让人难以置信的问题,还是给出让人难以置信的答案,人们都不再觉得反事实假设下的历史有什么意义。不过,历史学家之所以很少采用反事实论证或者在承认事件有其他可能的发展时只含蓄地流露这种倾向,显然还有别的原因。“修正主义”历史著作的突出特征便是这种遮遮掩掩的反事实主义-这倒也不奇怪,因为大多数修正主义都倾向于反对某种形式的决定论解释。比如,R·F·福斯特的《现代爱尔兰》就强烈质疑民族主义者所谓的必须脱离英国统治的目的论解释。不过福斯特在论及可能的选择(比如早期自治法案之一如果成功通过,或许能让爱尔兰仍然保持英联邦成员身份)时,表达却十分隐晦。约翰·查姆雷对于丘吉尔的批评也引起了争议,因为他在批评中暗示如果能够与希特勒和谈,大英帝国完全可以延续至1940年以后,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其实,这些历史学家没有解释自己书中所暗示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因为反事实假设存在种种缺点。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对反事实主义始终有着一种更深层的怀疑-这种怀疑在历史哲学中早已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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