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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历史》节选:假如1914英德战争没有发生

2012年04月09日 10:0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尼尔·弗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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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历史》/[英]尼尔·弗格森 著/颜筝 译/中信出版社/2012-3

本文作者:尼尔·弗格森

假如1914年8月英国"置身事外"会怎样?

当时并没有直接原因表明未来会出现可怕的危险。

爱德华·格雷爵士

《假蝇钓鱼》

在厄斯金·奇尔德斯的著名小说《沙岸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1903)中,卡拉瑟斯和戴维斯偶然发现有资料表明,德国曾经计划让"满载士兵的大批船只……在帝国海军的掩护下,组成7支舰队从7个浅水出海口出发,横跨北海在英国海岸登陆"。这番可怕的场景在1914年前几年并非异想天开。3年之后,威廉·鲁鸠在其畅销小说《1910年的入侵》(Invasion of 1910)里大肆渲染了这样一场德国人的入侵。这部小说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于诺思克利夫勋爵创办的反德倾向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鲁鸠刚崭露头角时就被人认为是"危言耸听者",此前他更加关注俄国和法国入侵英国的可能性。但(就像梅富根战役的英雄、童子军创始人贝登堡一样)他在比利时一群伪造者那里获得了一份德国人的进攻"计划",从中获取灵感,生动地想象了"罗伊斯顿战役"和"伦敦保卫战"。而最为大胆的想象来自萨基(原名赫克托·休·芒罗),他的作品《当威廉二世到来时: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伦敦》(When William Came:A Story of London under the Hohenzollerns,1913)设想和描绘了被德国人以闪电战攻取的英国。萨基笔下的英雄默里·约威尔在"统治阶层的教育和培养"下长大,从政治黑暗的亚洲回国后发现被征服的英国"已经是霍亨索伦帝国的一个自治领,就像莱茵河畔的阿尔萨斯·洛林一样,成为了德国在北海海岸的领土":在"帝国领土"上四处是柏林风味的咖啡馆,海德公园随处可见践踏草坪将罚款的公告。尽管约威尔渴望抵抗日耳曼占领者,但他发现自己势单力薄,托利党人已经随乔治五世逃往印度德里。国内只剩下一群勾结德国的可耻之徒,其中包括约威尔的妻子塞西莉和她波西米亚的朋友,以及很多地位卑微的官吏和"无孔不入"的犹太人。

1914年英德之间的战争真的不可避免吗?当然,现代史里几乎没有别的事件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样引发如此多的决定论解释。不仅英国的通俗小说作家们预言了这场战争;在德国,人们也普遍认为战争无法避免。德意志总理贝德曼·赫尔维希在7月危机的关键时刻告诉秘书,他感到"一股远远强于人类之力的命运之势正逐渐逼近欧洲和我们的人民"。战争爆发几天后,贝德曼·赫尔维希就形成了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这种看法此后成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决定论解释之一:"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唯物论决定了每个国家上一代的政策纲领,现在又立下新的目标,唯有通过一场大战方能实现。"德国的总参谋长、强烈的宿命论者赫尔穆特·冯·毛奇早在1905年就意识到,"战争那丑陋的嘴脸正朝自己狞笑"。1914年9月他在辞职后不久宣称:"战争展示的是文明时代怎样以一种进步的方式交接更替,以及每个民族如何在世界的发展中扮演自己命定的角色。"毛奇的决定论融合了世纪末的神秘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他曾经的同僚伯恩哈迪等作家的大加推崇;与毛奇地位相当的奥地利陆军元帅康拉德后来的言论中也有同样的决定论色彩。但是,与此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正如沃尔夫冈·莫姆森所说的,战前德国的左翼与右翼势力都认为"战争已然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学者希尔弗丁和考茨基直到战争爆发前才意识到其难以阻挡的趋势,而在1905年12月预言"资产阶级诸神的黄昏"即将到来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也不是唯一持此看法的人。

英国政治家们对战争的解释有时候也会用这种预言式的口吻-尽管有必要指出,这往往更多地出现在回忆录而非战前的言论中。"各国都跌入了战争的火炉。"劳埃德·乔治在《战争回忆录》(War Memoirs)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为了表达当时推动局势那股巨大的力量远非人类所能控制,他还采用了别的比喻。战争是一场"大灾难",一场让政治家感到无能为力的"飓风"。当8月4日伦敦大本钟敲响"命运的一刻"时,"回荡在脑海里的钟声如同命运一次又一次重重的锤击……我感到自己所处的星球猛然脱离了轨道……疯狂盲目地旋入那未知的宇宙"。温斯顿·丘吉尔在其《世界危机》(World Crisis)中也用了天体的比喻:

我们可以把那时各国之间的关系……看做力量间的异常组合……这就好比天体一旦彼此靠近,就会产生强大的磁场反应。而假如它们离得太近,就会电闪雷鸣,而超过一定的界限后,它们会在相互的引力中双双脱轨……而且必然会发生碰撞。

一场"危险的疫病"正在蔓延,"伟大人类的命运"正面临巨大的风险。"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气息……每片土地下都涌动着民族主义的烈焰。"和丘吉尔一样,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同样"痛苦、糟糕的氛围"。劳埃德·乔治也感到自己正"被席卷入一场战争的洪流"。

这些自然灾难的譬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视为现代最惨重的灾难时,这些生动的譬喻都被用来证明政治家们认为人类无力阻止这场灾难的断言。格雷在回忆录里明确表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早在1915年5月,他就表达了这种看法。当时他提到,在7月危机时"强烈地感觉自己无力做出任何决策"。1918年4月,他坦承,"我反复地问自己,如果更有远见或更为明智,是否就能阻止这场战争,并因此颇受折磨。但我逐渐意识到,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一些历史学家也继续沿用了这种意象:各个大国在巨大自然力的驱使下,跌入了深渊。霍布斯鲍姆将7月危机比做一场"雷暴";巴尼特将英国政府比做"一个用桶穿过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人"。不过,这些人中大多数也在别处(甚至是在回忆录里)承认,在1914年8月英国决定开战之前,仍然有着斟酌、讨论和决策的余地。关于英国参战,有两个更明显的原因:首先,从道义和条约上看,英国和法律上都有义务保护比利时的中立立场。正如阿斯奎思用常见的私立学校口吻总结的那样:"有我们这样血统和历史的民族,不可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一个恶霸将一个无辜者痛打在地、百般践踏。"劳埃德·乔治对此支持:"如果德国人尊重比利时的完整……英国人的参战热情原本是可能消退的。"从此时起,历史学家们就开始不厌其烦地强调由于比利时的中立受到侵犯,英国不得不介入这场战争。40年前,A·J·P·泰勒写道,"英国作战是为了主权国家的独立"。直到最近,迈克尔·布罗克仍认为,这一点是阿斯奎思内阁中大多数人支持参战的关键因素。

不过,对格雷和丘吉尔而言更重要的是另一种论证,即英国"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与独立而对德国进攻乃至征服法国无动于衷"。在丘吉尔看来,这个"欧洲大陆的暴君"正意欲"征服整个世界"。格雷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两点。"我们团结一致、立刻参战,是因为比利时受到了入侵。""尽管如此,直觉告诉我……我们应该去帮助法国。"如果英国坐视不理,"德国……有可能就会主宰整个欧洲大陆和小亚细亚,因为土耳其人会选择与胜利的德国人站到一起"。"袖手旁观意味着,德国会优势大增,法国和俄国沦为附庸。害怕英国介入与希望它参战的国家都对它产生了敌意,英国因此陷入孤立。最终,德国掌控了整个欧洲大陆。"K·M·威尔逊认为,比起前一种为比利时而战的说法,这种以英国利益为出发点的论证更重要,政府正是以此论证来平息反对声、说服犹豫不决的内阁的。总之,英国介入战争是为了保护法国和俄国,并阻止"一个潜在的军事狂热政权统一欧洲",这是完全符合英国自身利益的。戴维·弗伦奇对此观点相近,最近大多数分析也持赞成立场,比如保罗·肯尼迪意味深长的《英德对抗发源》。

认为德国对英国形成了威胁是一种事后的合理化解释,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略它。正如上文提到的例子所表明的,1900年前后至1914年,人们普遍认为德意志帝国意图对英国发动某种形式的军事进攻。当然,英国历史学家常常嘲讽萨基等人的作品出于排外情绪总是"危言耸听",认为他们的言论只是激进的右翼分子为征兵使出的宣传伎俩。[其他人像P·G·沃德豪斯也曾对此大加嘲讽。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大杂烩式的短喜剧《突袭!-克莱伦斯拯救英国记》(The Swoop,or How Clarence Saved England),其中英国同时遭到德国、俄国、瑞士、中国、摩纳哥、摩洛哥以及索马里"疯狂穆拉"的入侵。]不过,我们应该知道,不管故事的精彩程度如何,英国外交部的高官们(包括外交大臣自己)对于德国有可能威胁英国的问题,的确都持相当严肃的态度。英国外交部对反德文学的贡献,最著名的大概要数艾尔·克罗爵士在1907年11月写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里提醒人们注意,德国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比此前它在国际力量格局下更重要、更强势的角色",这种企图可能会促使它"灭掉一切可能的对手,通过大肆扩张领土增强(自己的)力量,阻碍其他国家之间的结盟,最终令大英帝国走向破裂和孤立"。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克罗的分析实际上是将德国对英国的威胁与大革命后法国对英国的挑战作了一个历史的对比。外交部里另一个反德官员阿瑟·尼科尔森爵士在1909年给格雷的信中写道:"德国的最终目标无疑是在欧洲大陆取得主导地位,等到力量足够强大时,再与我们在海上展开竞争。"外交部的观点很清楚,德国征服世界的计划分为两步:首先,"称霸欧洲";然后"德国的野心会无限制地膨胀"。不仅外交官们这么认为,总参谋部在建议成立大陆远征军时也做出了同样的推论。总参谋部在1909年提交给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提到:"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掌握了海上控制权就必然能在大型陆战中取得优势。拿破仑在特拉法加战役的失利并没阻止他赢得奥斯德利兹战役与耶拿战役,成功攻取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年后有人又重提这种观点:一旦控制了欧洲大陆,"某个或某些国家就将逐渐在海军和陆军方面获得优势,这显然会威胁到英国的地位以及大英帝国的统一"。就连海军至上主义者伊舍子爵有时也表现出同样的看法。他在1907年写道:"对我们来说,德国的威力要比巅峰时期的拿破仑更可怕。德国会和我们争夺海上的霸权……因此,‘德国,才是我们的敌人’。"丘吉尔说,如果没有海军,欧洲"就会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动乱后……陷入日耳曼人及其体制的铁腕统治"。劳埃德·乔治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舰队是我们独立的唯一保障……这和拿破仑时期的情形是一样的。"因此,总参谋长罗伯森在1916年12月作出的分析算不上太夸张:"众所周知,过去20多年来,德国一直野心勃勃地想要横跨欧洲大陆、北海和波罗的海,将领土一直扩展到黑海和爱琴海,甚至是波斯湾和印度海地区。"

相信德国会对英国形成威胁的不仅仅是上述那些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人物。自弗里茨·弗里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夺取世界强权》(Griffnachder Weltmacht)出版以来,德国史学界也一贯这么认为。就算萨基等"危言耸听者"们在细节描述上不甚准确,并且夸大了德国入侵的可能性,但他们的猜测从根本上是对的:一个军国主义集团控制下的德国正在计划"成为世界强国",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而最近的德文著作(尽管有值得注意的个别例外),从总体上看只是弗里舍观点的改良而非修正。目的论阐释产生的最经典例子是伊曼纽尔·盖斯的新著,其标题很值得玩味-"通向灾难的漫漫长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1815-1914)"。这本书的基本观点认为,近半个世纪前德国的统一必然会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英德之间早已注定要爆发战争这种观点让人很不安-因为80年后,我们发现当时隐约逼近的这场战争,其代价远比带来的好处大得多。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远超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考虑到大英帝国总体的参战人数就更是如此:908371人死亡(约占参战总人数的1/10);伤亡总人数超过了300万。这也就难怪"世界大战"的阴影在英国人脑子里始终挥之不去,也在不断激发帕特·巴克等现代小说家们的灵感。此外,为战争付出的经济代价(英国国债由6.5亿英镑上升至74.35亿英镑),使得英国在此后10年里都背上了沉重的抵押负担,严重制约了经济萧条时代政府对经济的调整。参战时英国尚为"世界银行",战争结束后则欠下了美国约5亿美元的债务。最近几年,有些社会历史学家试图强调战争对国内造成的副作用"一直在持续",其中还不包括战争对人们心理的伤害。由于难以估量的心理创伤,数百万幸存者及其家属战后的生活状况都非常糟糕。

如果说为"世界大战"作出的全部牺牲都是为了阻止德国在欧洲称霸,那么这些牺牲换来的只是短暂的和平。不到20年,德国对英国乃至整个世界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而且,由于尚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中恢复,英国应对新威胁的能力大不如从前。除了英国自身的相对衰落,英国欧洲盟友的实力也不如从前:法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俄国已成为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意大利被法西斯势力控制。因此,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等认为在战壕中的4年屠杀毫无意义,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劳埃德·乔治和凯恩斯等人(他们对战争的贡献几乎为零)很快便开始相信,对德战争只是浪费了生命和财富。如果说绥靖政策多少有存在的理由,那么1914-1918年的战争就毫无意义;反之亦然。

一些历史学家意识到了英国政策内在的矛盾,对英德战争的必然性提出了质疑,并认为英国政治家实际上并非如其后来(遗憾地)宣称的那样无力回天。不过,他们所提出的其他可能性仍然没有脱离英国参战这个主题。利德尔·哈特在写作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激烈阶段,他认为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是向比利时而不是向法国派出远征军,或者在攻打达达尼尔海峡时投入更多兵力,那么德国很快就会被击败,英国也就不会陷入一场大陆持久战。从本质上说,这很类似1914年后政治和军事领域中有关战略的众多流行观点中的两种意见。近日,霍布森提出,如果欧洲大陆在1914年之前就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德国对法国的进攻在一开始就会受到阻止。这仍然是当时观点的发展。法国政府始终认为,如果在战争爆发早期英国明确宣称支持法国,就足以威慑德国,使之不敢贸然行动。这个看法随后被格雷的批评者劳埃德·乔治、兰斯道恩等人所沿袭。但格雷的支持者完全有理由提出疑问:难道英国大陆远征军就足以让德国总参谋部产生顾虑吗?对于这个疑问,霍布森的回答是,英国军队完全有可能通过在大陆征兵扩大到一两百万人,所需资金则直接通过提高税收或贷款来解决。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自由党政府统治下可能的政治决策,就会发现这个反事实的假设过于脱离实际情形。

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历史学家所忽略的一点:英国可以不参战。这个假设与霍布森的观点不同,它并没脱离当时的政治现实,我们甚至可以从阿斯奎思和格雷的回忆录找到它的影子。他们都曾强调,并不存在任何契约关系迫使英国必须参战。用阿斯奎思的话说,"当战争发生时,我们有着充分自由来决定是否参战……我们(和法国)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协定:我们之间的联络沟通仅限于研究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格雷也公开地反对任何"逼迫英国贸然作出决定的企图",这也使得他没有在7月对法国作出任何承诺。如果说格雷遇到了阻碍,那也是来自他的内阁同僚,而非来自命运的力量。他自己就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时的确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尽管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如果迟早都要参战,我们应该庆幸我们迅速地作出了决定-这更有利于我们的好名声,也有利于促成一个更好的结果;而如果我们试图逃避战争,就会发现自己……仍然会被迫卷入……(如果当时我们冷眼旁观)就会遭到孤立,不会有任何朋友;没有人会畏惧我们,或争取我们的支持和友谊。我们会名声扫地……被认为干了不光彩的事,遭到各方敌视。

忽略英国选择中立立场的可能性是为了让战后的情绪化解释更有说服力。我们已经开始接受下面的说法: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战略上考虑,英国都不能"冷眼旁观"。然而在更仔细地审视当时的文件(而不是只参考具有浓厚决定论色彩的战后回忆录)之后,我们会发现英国当时不参战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尽管1914年奥地利、德国、俄国和法国的大陆战争看上去注定要爆发,但实际上英国作出参战的决定却不是必然的。我们需要去理解英国冷眼旁观会导致的可能后果,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它当时的决定是否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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