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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节选之盛世现妖术:游荡在文化幻象中的幽灵

2012年05月23日 17:41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美] 孔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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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术面观:洞穿社会机体的腐朽

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像叫魂危机这样让全社会卷入的事件——虽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这一经验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绣服蟒袍的法官和衣衫槛楼的囚犯之间的文化差距。但是,人们在社会等级上存在距离并不意味着他们互相之间不能理解。这种距离有时意味着人们对于种种相同的符号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尽管“邪术”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这就是为什么像妖术大恐慌这样一个“事件”会同时“发生”在王公贵族和农夫平民身上,而“发生”的条件则是因人而异的。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表达,取决于人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及生活经历。从这一角度来看,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演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1.妖术、敌意与焦虑

虽然上述信息具有启发意义,但我们并不能因此便断定,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然而,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人们的观念是起作用的:在妖术恐慌发生的前后,司法记录中出现了一些关于民众敌视乞丐的案子,颇能够引人联想。在一件案子里,一个姓黄的乞丐到一家姓黄的家门口乞讨(两人或属同宗,但并非五服之内)。黄家人要他以后再来。乞丐已是饥肠辘辘,便一面怒吼,一面试图挤进门去。黄家人使用粗木棍打他,把他打死了。在另一件案子里,当一群邻人正散坐着吃喝时,三个乞丐走来同他们搭话。他们得到了一小捧吃食,却大声抱怨说东西太少,并把讨饭碗捧碎了。这群邻人便攻打他们,结果,两人逃走,一人被打死。两个案子中的杀人者均判为绞监候(对于杀人罪一般都作此判决)。 如果有办法证明,这种导致杀人的敌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那就可能说明,或者是下层阶级正越来越侵入社区生活,或者是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

我们能否以种种社会的或经济的焦虑为理由,来解释人们对于妖术的恐惧?有人曾作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我对之并不感到满意。不管事实本身多么清楚(对于妖术的恐惧,社会中的紧张,等等),但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却是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的。我当然会乐于宣称,十八世纪的中国人之所以害怕妖术,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也许是人口的过度增长,或者是担心市场力量上下浮动的影响力会“偷走”他们的生计)。然而,这样的说法尽管迷人,却永远无法得到证明。但清楚的是,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它们也许并不涉及经济发展对于生存的无形威胁,但却可以肯定,它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随着叫魂故事的逐步展开,我们将会看到,某些人对于妖术的恐惧很明显地是与他们的社会经历有联系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国家政治领域中种种有关十八世纪生活的晦暗不明的观念进行探讨。

2.君主视妖术为谋反:专制权力的真实与幻影

为了探讨弘历的思路,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样一个事实:1768年后,叫魂恐慌又于1810年和1876年至少两次出现,但这两次朝廷都未大做文章,发动全国性的清剿。1810年时在位的是弘历的儿子颇琰(即嘉庆皇帝),他不愿对剪辫妖术的谣言神经过敏。他写道:同样的怪异在1768年发生过,他的父皇曾命令对之“严加清剿”,但这些怪异却渐渐自行销声匿迹了。因此颐璇明确禁止地方当局“株连根究”(以免像1768年和后来镇压1813年八卦教叛乱时那样强迫嫌犯招供同伙,造成广泛株连)。相反,地方当局应进行秘密调查并秘密奏报,以免“衙门胥吏滥及无辜”,扰乱地方(如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爆发时的情况那样)。结果,这一事件无疾而终。

1876年的事件发生时,光绪皇帝年幼,其时慈禧太后摄政,日渐权倾朝野,清政权正面临着内乱外患。其中特别令人头痛的是基督教民和地方民众之间的社会冲突,有时并会酿成暴力事件。这些因素构成了那年春天起源于南京并蔓延波及长江沿岸数省的剪辫恐慌的大背景,地方当局奏报说,某些被捕嫌犯承认他们是民间教派或秘密社团的成员。他们的“邪术”包括把人的发辫粘在木人或纸人上,然后施行法术把它们变成活人,使之成为主人的打手。有人还相信发辫是被术士们遣派的株儒割去的。两江总督洗葆桢则相信这些术士来自白莲教派。那些罪行得到“确证”的案犯被处斩首(这是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行省权力大为扩张的一个方面),以便“安定人心”。像往常一样,地方当局面临的难题是要在清剿妖术(其风险是法律的滥用)和任其消声匿迹(其风险是引用民间的愤怒)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

民众的情绪被传教士的活动煽动起来。许多人相信天主教士和中国教民积极卷入了妖术活动,民间的反妖术活动于是带上了反洋教的倾向。根据沈葆桢的报告,由于某些术士和歹徒皈依基督以逃避清剿,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在当时的情况下,朝廷所要竭力避免的是反洋教暴乱,因为这会引起列强的干涉,当局于是警告民众不要“捕风捉影”。来自京城的指令要官员们不得听任事态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暴民作乱。在这两次事件中,朝廷每次都出于很充分的理由而没有像1768年的弘历那样对妖术大事清剿。但除了有不事清剿的理由以外,这些后来的统治者显然也缺乏站得住脚的理由从事清剿。我们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何种看法或何种形势,导致了弘历对妖术作出这样的回应?

弘历对异端的两次最严厉清剿都发生在清政府军事行动受挫,他因此对其军队的表现深为不满的当口,这大概并不是偶然的。1751至1752年的危机——包括伪稿案和对马朝柱的疯狂搜捕——恰好发生在镇压川两金川土著的漫长军事行动之后。

在这场战役中,清军对金川土著的损失如此惨重、进剿如此不利,以至于弘历以贻误战机为由处决了清军的两名最高将领。

而当1768年的危机发生时,征伐缅甸之役正毫无指望地被困在瘴疬肆虐的热带丛林里,弘历则以无能和谎报军情为由撤换了他的战地指挥官。当清军陷于困境时,难道弘历不会将震怒和沮丧发泄到国内事务中来吗?

然而,虽然这种沮丧可能会给弘历对妖术的清剿加温,但清剿的实际进程却有着自己的逻辑。弘历的优惧亦真亦幻。真实的部分在于,他难以打破官僚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

君主要维护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于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幻影的部分(但谁能说幻影非真呢?)则在于,他对于无法为他所见的势力心存恐惧。妖术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势力,但还有来自谋反和汉化的双重威胁。即便像弘历这样一位已经汉化的满洲君主,也无法将谋反与种族因素区分开来,而当一个案子牵涉到辫子的象征意象时,便足以成为使他疑虑爆发的导火索。与谋反危险相伴随的是汉化问题,这一威胁虽然并不急迫,但却更为险恶。弘历的反应是文化的(推崇满族语言和历史,通过发动全国范围的文字狱来清除反满意识),同时也是政治的(清除已成为汉族官僚体系特征的种种“恶习”)。

江南是问题的关键。危险来自富庶文明的长江三角洲,并正沿着运河两岸向北蔓延。在弘历看来,南方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强健的旗人可能会陷入江南的魔咒;弘历会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受到江南文化蛊惑的满洲官员。现在,某种罪恶又从江南向外蔓延,那就是官场中的腐败习气和社会上的妖术阴影。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弘历“真正相信”的不是第一种、而是第二种危险。确实,弘历在公开场合是妖术的嘲笑者,说妖术是荒诞不经的迷信。但是,他在许多奏稿上的批示又显示,他对妖术的细节与目的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究竟是否“相信”妖术的存在?最好还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对他来说,术士的妖术比之汉文化的蛊惑是否就更不可信?术士们窃取人们的灵魂,腐败的汉文化则窃取满洲的品德,哪一种危险对他更为真实呢?

[责任编辑:王超] 标签:孔飞力 《叫魂》 盛世 妖术 文化 恐慌 清朝 弘历 十八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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