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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六十年代的文化情绪

2012年06月11日 16:17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美] 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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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丹尼尔·贝尔是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社会作用,从而把大众传媒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透辟分析,对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体现了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但其新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又决定了他的这种批判是温和的、不彻底的。)

【时代】政治和文化的激进合流

每个年代——我们现在把年代或世代看作社会时间的单位——都有它自己的标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标记就是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二者当时被一种共同的叛逆冲动联合起来,然而政治激进主义,归根结蒂,不仅是叛逆性的,而且还是革命性的,它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以取代旧秩序。文化激进主义除了在风格和布局中的形式革命外,则基本上是叛逆性的,因为它的冲动来自愤怒;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六十年代的文化情绪(sensibilites)中看到了文化现代主义的一个关键方面的枯竭。因此,我把这十年当作本书总论之下的案例研究。

在阐明六十年代文化情绪时,人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它:把它看作五十年代文化情绪的一种反动,也看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的现代主义中达到顶峰的一种更早的文化情绪的回复与延伸。

五十年代文化情绪主要是一种文学情绪。在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批评家如莱昂内尔·屈瑞林、伊沃尔·温特斯和约翰·克劳·兰塞姆等人的著作里,强调的是复杂、可笑、暖昧和悖论。这些都是思想上的特殊属性。这些属性养成了一种批评态度,一种超然和距离,以纠正并防止那种因过分介入和迷信某种教条或经验,而使人变为牺牲品的倾向。这种态度从最坏处讲是一种清静无为的表现,从最好处讲是一种自我意识,而且它的调子基本上是温和的。六十年代的情绪则以洪水猛兽般的,甚至愚笨莽撞的方式摒弃了那种情绪。这种新的情绪由于对这个时代怒不可遏,它因此表现出喧闹而又咒骂成性的特征,且流于淫秽,好用转折连词向人提出每一个问题,不管是政治问题还是其它。

然而,这种更加持久的情绪却来自早一些的那场冲动。一八九五至一九一四年间,光彩夺目的现代主义革新在文化中造成了两种奇特的变化。其一,就是我已经在前一章里讨论过的艺术中的那一套形式革命——诗歌句法的支离破碎,小说中的意识流,油画画面上的多样性,音乐中无调性音乐的兴起,时间表现中顺序的消失,以及绘画空间表现时前景和背景的消失。其二,它对自我有一种新的表现方式。罗杰·沙特克(在《宴饮的年代》中)用四个特点来概括——崇尚童年;欣赏荒诞;颠倒价值以便讴歌基本冲动而不是高级冲动;关心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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