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拨乱反正”中国近代史

关注中国近代史者,或许无人不知袁伟时先生之名。他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拨乱反正”,打破多年来被教科书所简化和扭曲的教条史观,可谓功绩卓著。但同时,他的治史思路也颇惹争议,例如在《昨天的中国》中,他通过解释近代中国的种种政治歧途,以期今日中国不再重蹈覆辙;但贯穿全书的改良革命二分法和现代化史观,却让人在深思之余也隐有疑虑,这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又导致另一种极端?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其观点时常引发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的剧烈反弹。【详细

图书信息

  • 【主题书】《昨天的中国》
  • 【著者】袁伟时
  •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 【读药点评】号脉近代中国,救治之道,唯“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 【读药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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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开端

当时的革命党人斥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为“假立宪”,并且不惜破坏有关活动。但平心静气地说,用一个“假”字全盘否定清政府的立宪,未免过于简单。废除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以西方大陆法系代替实行了2000多年的中华法系,着手推行地方自治……这些行动岂能以一个“假”字作结?详细

辛亥革命:被粉饰成了盛大的假面舞会

就辛亥革命而言,基本面貌是清晰的,不存在让史家神驰梦绕的未知领域。不过,由孙中山带头,国民党及其追随者继长增高,进行了粉饰、装修这次革命的系统工程,使得这一历史事件成了盛大的假面舞会。详细

袁世凯:既非窃国贼,也非卖国贼

袁世凯是经过法定程序当临时大总统及第一届正式大总统的,故不存在“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问题。而他是不是卖国贼?历史研究也否定了此结论,他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的表现非常好,得到了历史学家的赞扬。详细

袁世凯

孙中山:一个被“神化”了的革命者

孙中山

孙中山是革命的旗帜。但是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他也避不开人们自由评述的权利。辛亥革命之后,他的思维未作相应调整,几个重大决策都是错误的,这是辛亥革命胜利成果无法巩固的重要原因。详细

回望百年共和路

对一个国家而言,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但时机成熟了拖延不改,也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二、三十年代,人才,知识,经验的准备都比较好了,国民党却还要搞“训政”,讲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等鬼话,控制舆论,搞独裁专制,结果带来无法遏止的腐败,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革命。详细

黄道炫:昨天的距离

以最被称道的所谓言论自由而论,这一状况的出现和当时无法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威、各派力量均挟武力角逐于权力场中、几无余力关注其他大有关联。清流言论在手握重兵的武人手中,或借以重己势,或弃之如敝屣,聊备一格而已。故文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自由,不过武夫眼中暂时顾不上的菜碟。详细

李文涛:“昨天”引发的深思

我们看到,即使在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重工业也发展不快,而类似汉阳枪炮厂在近现代工业史上则有重要地位。这必然会出现一种矛盾,发展国有经济必然会对民族资本的自由有侵犯,但如果没有侵犯这种自由,重工业讲无法发展,国家实际上处于一种新殖民地的境地之中。详细

端木赐香:了解昨天,看清明天的路

袁老认为辛亥革命有两大胜利果实: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较充分的言论自由。问题是革命党的特性,破坏容易建设难。破坏是其职业特性,这种职业特性若无强健的社会与法治拦着,在革命成功后会成为惯性,那就是继续破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又发动了三次战争。详细

马维:追寻百年中国历史的命门

长期处于中世纪土壤下的中国,在当时的确难以找到适应现代政治模式的富有远见的精英人物,能像美国的建国诸父那样,在革命告捷后,迅疾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民主、法治、权力制衡等制度建设问题,反是对失去权力耿耿于怀,缺乏妥协精神和法治观念,坚持要将权力控制于革命党人手中。详细

凤凰网读书频道出品
编辑:陈爽
2012年11月25日

焦点群言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造成的大动荡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所以提醒人们对其抱以警惕当然大有意义,但想以如此简单、主观的历史解读来消解“激进主义”则不啻是南辕北辙,无裨于事。因此,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这段历史何以“激进”,方能对症下药。
——雷颐《辛亥革命产生的历史逻辑》


辛亥革命主要是政治上,我所讲的启蒙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启蒙讲个体的自由、个性的解放,和政治不是直接相关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虽然我是从辛亥讲起的,但展开是从“五四”讲的。辛亥革命确实也有救亡和启蒙的问题。当时,革命党认为清政府出卖汉人,已经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了,要救中国必须把清政府推翻。这就是救亡。陈天华的《猛回头》呼唤的就是救亡,压倒了邹容《革命军》宣传的启蒙。结果,名义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并无意义,各方面比过去还糟。袁世凯不也想做皇帝吗?因此“五四”才大讲启蒙,但后来又被救亡压倒了。
——李泽厚《再议辛亥革命》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其间中国社会很多思潮纷然杂陈,但这并不是简单的话语之争,在其背后隐含了关于中国社会未来政治走向的重大争论。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的实质含义,其实是主张削平社会中间结构,实现“宰制下的平等”;而守旧派则主张维持某种等级特权的统治。第三种主张是维新变法的稳健派,他们力图通过培育壮大社会的中间阶层,逐渐走向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但这在今天也还是一个有待完成的愿景。没有强大的社会中间层构成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从而形成法治下的自由秩序,这让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时常陷于“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政治怪圈。
——王焱《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我认为,中华民国之构建,不是由辛亥革命以及由辛亥革命党人所鼓动的革命激进主义精神构建起来的,用我的话来说,不是由《临时约法》只手构建出来的。中华民国的构建是由一组文本,两种宪法精神相互妥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立国立宪之根基。这是两种对立的宪法精神之中和、妥协的产物:即革命党革命主义的宪法,与“逊位诏书”中所承载的、从晚清立宪以来的、和平改良的立宪派的宪法精神,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构建时期的宪法根基,为我们现代中国的构建,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政治时期或者立宪时刻。
——高全喜《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调查

  • 1.改良和革命这两种变革途径哪种最利国利民?(此问必选)
  • 2.若辛亥革命未爆发,清朝的宪政是否会成功?(此问必选)
  • 3.近代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此问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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