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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之后亦乱象——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

2012年12月24日 13:1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沙青青

 

《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

[美]叶凯蒂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1月

文/沙青青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1903年的某一日,上海福州路的街口车水马龙。四名身穿青呢大褂的轿夫抬着一顶小轿,在人群中飞快的穿行。轿前还有一位杂役打扮者提着一盏灯笼一路吆喝,灯笼上灯上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依照清代官制,惟有七品知县才有资格被称为“正堂”。县衙中的典吏或县丞则只称“左右两堂”,故世人亦将知县称为“堂翁”以示尊敬。但是,这顶小轿子里端坐的可不是知县大人,而是寄居天乐窝、小广寒登等处的妓女。所谓“正堂”既然是妓女,那么所谓“公务”自然也是“淫务”,若依照当时上海滩的俗语就是“出堂唱”或“上书场”。

目睹这一幕奇景的是当时尚在童年的沪上知名报人游慕侠。此情此景让其印象深刻,以至于三十年后仍记忆犹新。游慕侠在其描写上海掌故的小书《上海鳞爪》中仍不吝笔墨将其记录下来并感叹道:“彼时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甚至批评旧日“上海的社会,物质上是文明极了,其实是烟、赌、娼三项结合之社会。海上娼妓,更属遍地皆是。”

在叶凯蒂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中同样为读者描绘晚清以来上海欢场的历史图卷。20世纪20年代时,日本作家将“魔都”的绰号送给了上海。不过,正如旅日华人学者刘建辉所言:上海身上的“魔性”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其中,妓院的空前繁荣便是晚晴以来,“文明开化”与“糜烂堕落”交织下魔都的最大“特产”之一。叶凯蒂的大作《上海•爱》则希望能够展现此间上海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妓女,尤其是所谓“名妓”群体所能代表的时代特征。

多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近代妓女问题的专著研究并不少,较杰出者如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贺萧(Gail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性》等。在这些研究中,多从社会经济、文化及阶级的角度来切入,着重描绘作为性工作者的妓女是如何在时局转换的动荡中承受着社会的压迫。然而,叶凯蒂则采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来探讨此问题,将“妓女问题”单纯地作为文化娱乐史来来进行研究,继而试图进行一次“拨乱反正”式的修正。在书中,叶凯蒂并不把这些栖身青楼的女性看作时代的受害者,而是以一种近乎推崇的语气将这个群体视为“新型都市女性的样板”、“中国繁荣、现代化的标志”,认为她们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批名人,是它的明星和文化偶像”。

[责任编辑:邓自慧] 标签:名妓 知识分子 娱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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