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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之下——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

2012年12月24日 13:19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维舟

由此还可挑战书中的另一个时时浮现的假定:名妓在引领这些时尚时真的是完全自由的行动主体吗?答案恐怕更接近于高彦颐在《闺塾师》中的这段精辟的论断:“尽管名妓独立于男性为中心的亲属体系之外,表面看来最自由,但这些社交网更牵绊于男性公众交际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名妓过着看似自由的生活,但她们的交际网是最仰赖于男性支持的,并且也是表现其成员女性身份最弱的工具。……名妓在男性领地内的灵活性,是以依靠男性为代价的。”(很遗憾,叶凯蒂未将此书列为参考书目)虽然这说的是明末清初时的名妓,但用于晚清的上海名妓也完全适合。她们之所以能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达到辉煌,正因为当时的上海有一个追逐并支持这种新文化格调的男性公众交际网,而在《上海•爱》中,除了分析通商口岸中出现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和娱乐小报的支撑之外,对此的分析其实并不深入。

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清楚地意识到,为何这些“新女性”所引领的那种“繁华”,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她们的支持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个仍以旧士人的文雅情趣来品鉴、并将与妓女的交往视为高级社交活动的男性网络,已在新文化的冲击下宣告迅速瓦解。大致从1900年左右起,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强调的新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于名妓文化,也是名妓无法扮演的:这种新女性形象是基于强国保种的意识,希望改造女性身体成为一个健康的国民之母。名妓所展现的“文雅”,由此不但完全成为亟待扫除的旧传统、旧道德,其身体更被视为女性的堕落和国族耻辱的象征。去妓院由此也不再成为文人风雅的社交活动,而成为一种无人敢于公开承认的道德污点。“文人与妓家的关系彻底改变了,文人这个阶层、这个流品也同样改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提倡的新道德标准。宿娼评花非唯不再风流风雅,且以之为下流、为堕落、为无聊。”(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名妓这一社会现象的消亡,在于它所依存的特殊社会结构已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上海•爱》最令我感到遗憾之处也在于此:尽管叶凯蒂也意识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变化,但她主要是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变化视为名妓时代的尾声,而未深挖其根由,窥见名妓文化之得以存在及消失的根本原因。她看到了“技术革新、商业利润,以及新式‘文明’等概念成了知识分子心中的时尚,最终完全改变了上海名妓与其环境的关系”,看到了“在这个急速现代化的世界里,名妓的文化形象较为传统”,看到了“都市里新型中产阶级家庭结构的发展”,但奇怪的是,她没有觉察到大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话语变迁带来的巨大变革。实际上,“爱国”、“保种”、“进步”这些话语与尚武、运动、健康的新女性形象的崛起以及名妓的没落息息相关,以至于到1919年,一个妓女如果不懂得使用“爱国”话语,其生意将极为冷落,这相比起之前那种既传统又有世界性的名妓文化,是何等惊人的变迁?当然,作者写的是文化批评,而非历史、社会学或人类学,然而,为了更好地理解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化,多个角度或许并非坏事。 

[责任编辑:邓自慧] 标签:名妓、知识分子、娱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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