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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为什么大法官们说了算?

2013年02月25日 10:24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谌洪果

其次,大法官们之间构成一个平等的法律知识的共同体。在他们心目中,无论怎样的司法理念、政治立场、资历背景、个性风格、民情舆论等,都得服从于某种共享的法律知识和规则意识。这是一群法律的精英,他们没有刀剑和钱袋,唯一依靠的就是判决意见中展现出来的法律论辩的力量。罗伯茨大法官说:“当我们作出一个判决时,我们依据的是法律,而不是政策上的偏好。”肯尼迪大法官说:“法官经历教给我一件事,你不是法庭里唯一一个客观、公正、中立、博学、没有偏见的人。”金斯伯格大法官说,“你会对这里在工作上的高度合作性感到惊讶。……斯卡利亚大法官说过,他刚到最高法院工作时,和布伦南大法官意见分歧最大,但他却把布伦南视为他在最高法院最好的朋友,而且布伦南也这么认为。”布雷耶大法官则说:“我从来不按自己的偏好判案”,“我们有三亿国民,就可能有九亿种观点,在许多问题上,人们都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大家有大量分歧,但他们都会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纠纷。”正是这样一个动态的合作关系,使大法官们有了一致的使命和法律的关怀,得以分摊任务,共担责任,相互扶持。

第三,大法官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法律人之间,还构成一个伦理的共同体。他们非常注重道德自律和行业自制,共同维护这一机构和职业的圣洁性。严格公开的提名、听证和确认等机制,本已使选拔出来的大法官在知识和伦理上都出类拔萃,而现任的大法官们,也在不断自我审视,确保他们以正确的方式履行职责。可以说,自觉的伦理要求,已经渗透到大法官们行事为人的方方面面,最高法院整个机构也处处体现出这样的道德准则。大法官们的保守、低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伦理习惯的使然;他们不会在正式开庭前就案情进行交流,“不希望在庭审前有任何拉帮结派、勾兑游说的现象出现。”同事对某个案件的确切想法,都是在庭审时通过他的提问才首次知晓。正如肯尼迪大法官所言:“我们各自的职业伦理,都要求大家必须保持一定距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大法官也不会与律师进行单方私下的联络。甚至对法官助理也有苛刻的“三十秒规则”:如果有人看到法官助理与记者谈话,助理三十秒后就得被开除。所以卡根大法官说:“穿上法袍,你就不再是平时的你。你将不带个人好恶地公正适用法律。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象征。”这样一来,反而保证了大法官们真诚开放、勤勉尽责,处理这个国家十分重要的事务,使最高法院成为一个“运作良好的机构,值得美国人民引以为豪”。独立意味着责任,自由意味着尊严,这样的辩证关系在大法官们伦理实践中得到了最生动的写照。

第四,大法官们隶属于一个伟大的法律传统,使得他们能够怀着谦卑敬畏、战战兢兢之心,认真履行神圣的职责,不辱自己荣耀的使命。接受采访的每位法官,无不津津乐道于这一悠久传统,并把自己视为这个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斯卡利亚大法官说:“传统是一个机构的基石。最高法院已运转了220年,它的伟大传统会时刻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事实。”肯尼迪大法官说:“你没法恪守你不敬畏的事物,不会维护你不了解的东西,更不会去捍卫你不知道的事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说:“正是传统,在一个更宏大的时空里指引着我们,提醒我们所扮演的不只是个人角色,而是带有制度重要性的角色,而这一制度的重要性要大过我们自己。”斯蒂文斯大法官则说:“它多年前怎么运转,现在就怎么运转。我们的工作模式注重延续传统,并没有太大变化。”这种伟大的传统,也体现在前任法官的画像、法院大楼的建筑以及严肃的审判仪式当中,让你感觉到个人的渺小,法律的庄重。一如大法官的传记作者比斯丘皮克指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所以不愿突破常规,喜欢遵循既定节奏和运行模式,如此重视历史积淀和传承,是因为“在最高法院,历史是法庭辩论和智识交流时很有用的工具。……最高法院之所以变化缓慢,并不是因为它天然如此,也不是因为这个机构顽固地拒绝变革,而是因为它理解保持连续性、恒定性的价值,而这是其他两个政府分支无法做到的。”制宪者不希望最高法院是对政治变化做出即刻反应的机构,而是希望它的判决基于法律规定和历史传统,来源于那些有助于实现公正的远见卓识。“你不希望充斥政界的那种肮脏、丑陋的氛围,影响到最高法院的判决。”所以,传统构成了最高法院的骨骼。

第五,在捍卫法治传统和宪法尊严的同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其实是以司法的方式呼应了民众的根本诉求,从而赢得了人民最为广泛恒久的支持。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司法要尊重民意,但不能以违背司法逻辑的方式迎合民意短期盲目的需求。在容忍民众以民主方式对判决不断抗议的同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却以自身一以贯之的司法形象,赢得了人民的理解、尊重和支持。事实上,宪法本身就是人民世俗的圣经,其生命的权威和源泉自始至终来自于人民。大法官们清楚认识到这一点,肯尼迪大法官就说:“借助这些历史宣言和法律文献,美国人民有了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身份,对何谓美国人民有了真正的理解。”所以托马斯大法官才说出这段感人肺腑之言:“当我审理案件时,我的重心会更多地放在普通公民身上,而不是那些评论我们的人。我关注的重点不是那些写法律论文或者教宪法的人,而是在葛底斯堡来找我的那个人,在‘家得宝’碰到的人、那些刚从前线回来的人以及孩子们的老师。”因此,最高法院虽然不操纵舆论,不宣传推广,相对远离公众的关注,但其实它并不神秘,它程序公正、判决公开,从来就没有真正远离过人民。难怪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欣慰地指出:“让我惊讶、赞叹,进而对我们国家有信心的是,原来广大人民是那么信任最高法院。”

以上是我根据《谁来守护公正》一书中大法官们的访谈,从五个方面总结的最高法院及大法官们赢得崇高地位的缘由。必须说明的是,大法官们之所以能够说了算,并不在于其具有什么神人的身份或绝对的权威。恰恰相反,他们能够说了算,是因为他们生长于深厚的法治和自由的土壤,更是因为他们在权力制衡格局中受到的各种有形无形、内在外在力量的约束。用最高法院记者团团长丹尼斯顿的话说,“最高法院的自我认知非常清醒。它非常明白自己在政治、社会或法治中的角色。”在这样的定位中,大法官们从没想过要滥用权力。事实上,离开这些土壤和力量,他们将一事无成。一个国家,除了那至高的宪政和法治,任何权力、个人或机构如果试图凌驾于一切之上,那只会以混乱或窒息来取代社会的秩序和权威。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认同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的至理之言:“最高法院的历史,并不是某位大法官的历史。最高法院的历史,是由每位大法官的思想理念、写作风格、思维方式、裁判方法汇聚而成的,每位大法官都做出过有价值的贡献,但没有一位大法官能够代表最高法院整体。”

这才是真正的“大法官说了算”,因为他们知晓自己的责任、使命及其限度所在。在伟大的事业面前,人自然会谦卑谨慎下来;只有干着渺小自私的事情,人的野心才会无限膨胀。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美国最高法院 大法官 法制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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