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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衰亡史的缩影——读《古拉格:一部历史》有感

2013年04月27日 19:57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唐少杰

最后,势如破竹,振聋发聩。一部“古拉格”的历史,就是反人性、反人道乃至反人民的历史。这部历史曾经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惩戒所谓“人民的敌人”,而这种敌人的界定恰如“古拉格”的罪魁之一贝利亚所强调的:“人民的敌人不仅是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对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的人。”“因此,‘敌人’可以是由于某种原因反对斯大林统治的任何人,即使他没有公开表示要这样做。”(第110页)由此联想到中国古代历史上所说的“心中贼”、“腹诽”、“腹罪”等等,都可堂而皇之地列入“人民的敌人”!

面对“古拉格”的暴行,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愤然喊道为什么平常百姓被无辜逮捕,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答道:“你怎么还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第131页)

实质上,强暴运行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古拉格”——这种肆虐无度地施害于苏联国家和苏联社会形形色色、难以计数的各类人士的劳改制度及其机器,其内在的一个逻辑就是苏联“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巴卡京所总结的“契卡主义”(参见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版),这种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一句话:“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职是之故,“古拉格”的本性就在于不断地制造千姿百态的“敌人”,包括“假想敌”;“古拉格”的使命就在于不断地灭绝千千万万的“敌人”,包括那些根本就不是敌人的人!在我看来,对于“古拉格”而言,最危险也最可怕的不是敌人本身,而是没有敌人!

在与我的同事和学生多次讨论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问题的场合,针对关于这类问题所提出的那些不同原因和解释,我的提问往往只有一个:究竟是谁在历史上杀死、残害共产党人最多?面对我的这一提问,大家心知肚明,表情不一。

譬如,“斯大林杀害的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杀害的还要多: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后逃到苏联的六十八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四十一名遭到处决或者死于劳改营。波兰共产党甚至可能被更加彻底地消灭了。”(第133页)

概言之,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的原因既不是赫鲁晓夫的“和平演变”所引起的,也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所造成的,更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决定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这种原因已经在斯大林时期不断形成并且埋伏下来。

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包括“古拉格”历史在内的苏联历史根本经不起人们的正视和揭露,经不起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反思和批判,甚至还经不起人们的记忆和回顾。这里,记忆和回顾本身就具有了历史的颠覆或解构的职能和取向。

正如主持发表了索尔仁尼琴著名小说的苏联《新世界》杂志主编、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发现了历史的神秘力量,他认识到,复活的记忆可以摧毁苏维埃制度。”(第616页)因为,十分明显,叩问“古拉格”制度及其机器何以能够造成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亡魂无限的无数冤、假、错案,何以迟迟不能平反昭雪这些冤、假、错案,“在赫鲁晓夫时代留任的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曾经解释过为什么给人平反不能进行得太快。如果立即宣布他们都是无辜的,‘那显然表明,正在治理这个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第562-563页)

1956年2月,赫鲁晓夫所作的那篇“秘密报告”之所以在稍后引发轰天巨响,这不只是在于它标志着斯大林神话或偶像的彻底坍塌,而在于从“古拉格”走出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敌人”用他们自己归来的言行和“罪名”的破产确凿地证实了这一“秘密报告”。

确切地说,这是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曾经让人感到震惊,不过,那是一个宏观事件,直接影响的是党的统治集团。相比之下,早已被认为不在人世的那些人的重新出现则以某种更加直接的方式使更大范围的人们了解了秘密报告的含义。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秘密实施酷刑、暗中采取暴力的时代。突然间,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情,劳改营的归来者们直接提供了活的证据。”(564页)

给予这种证实及证据的又一个有力的“补充”,那就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达之后,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举枪自杀,他给苏共中央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射出的这颗子弹适用于斯大林的政策、日丹诺夫的美学和李森科的遗传学。”(第565页)

同样,这一颗致使这位苏联文学界“总管”死命的子弹也是射向苏联文艺界的“古拉格”机制的子弹!

三十年后,到了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批准大赦苏联全部政治犯,这才标志着“古拉格”制度及其机器寿终正寝。

然而,“古拉格”土崩瓦解不久,苏联及苏共分崩离析就接踵而至。“戈尔巴乔夫最大的盲点:赫鲁晓夫明白,勃列日涅夫明白——只有‘人民的敌人’的子孙和公开性的倡导者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全面而真诚地讨论苏联历史最终将会动摇苏联统治的合法性。……简单说来,他没有认识到,一旦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伟大苏联的神话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第616页)

由此,我个人建议,在阅读《古拉格:一部历史》之际,最好是结合阅读新近出版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著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版)来进行。

后一部书的作者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称之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他在该书中用专门一章(参见该书第十七章:“两个政权并存的专政”)概述了苏联的专政历史是“党的机关政权”与“特工机关政权”共在并存的历史,亦即这两个政权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牵制、相互消解和相互蜕化的关系。进而,这两个政权关系的历史就是“党的机关政权”滋生、寄生“特工机关政权”与“特工机关政权”维持、制约“党的机关政权”双向互动的过程。最终,不是“党的机关政权”折寿“特工机关政权”,就是“特工机关政权”断送“党的机关政权”。

在我看来,有一点非常清楚,作为“特工机关政权”柱石的“古拉格”力量对于“党的机关政权”所不断大加实施的挫败与扶助、削弱与重塑、分化与聚合、清洗与再生等等,既占有了独占鳌头、无出其右的地步,又达到了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程度。形象地说,“古拉格”的历史就是苏联“党的机关政权”走向坟墓的亡幡!

苏联解体了,苏共灭亡了,但是,“古拉格”的阴魂或遗风很有可能不时地折射出来或泛滥四起。如果我们不痛定思痛地追查和审判“古拉格”的历史,如果我们不千方百计地防范和制止“古拉格”的重现,那么我们只能是枉费人生的苦难、枉费历史的教训而彻头彻尾地泯灭自我。

所以,还是让我们反复倾听和领会《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作者在该书结尾处所作的醍醐灌顶、富有回声的呼吁吧:“我们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对我们自身的人性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第631页)

书评作者介绍:

唐少杰,1959年11月生,山东济南人。1982年山东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85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1982年入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1985年入清华大学任教。曾先后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瑞典隆德大学语言与文学研究中心访问学习。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大革命”群众问题。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集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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