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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顾准逝世40年:他的思想没有过时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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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顾准的思想没有过时 

                                                   

                                                                    

《顾准文集》1994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20年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版的《顾准文集》。

在顾准逝世40年,《顾准文集》出版20年之后,我们需要明晰,他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思想遗产?时过境迁之后,怎样把他的思想发扬光大?

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40年前,顾准离我们而去。

18年之后,他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面世。此时,中国在一场风波之后,正被是否把改革开放坚持进行下去的争论所纠缠和困扰,“姓社姓资”的质疑来势汹汹,对市场经济的批判甚嚣尘上,如何看待1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绩,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左的倾向和路线,如何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都成了争论不止,需要整个国家作出何去何从选择的大问题。顾准的遗著,他的思想、苦难经历和道德形象,成为中国人审视过去、选择未来的启示和精神源泉。

顾准的经历、遭遇和思想引起中国读书界、学术界、思想界的震动与共鸣,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面世之后10多年间,更多的顾准遗著,他的日记、传记,对于他的缅怀记忆和研究的书籍不断问世,顾准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的一面旗帜,他的论述是当代中国思想中的一笔宝贵财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在研究当代中国现实,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化进程方面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甚至难能可贵的突破,其中就蕴含了顾准的启发和提示。

在尊重和崇敬的同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明白,顾准是人不是神,不应该把顾准供奉为新的理论菩萨。一些对顾准的经历和思想有研究、有思考的人对他的观点也发表了不同意或补充性意见,他在经济、政治、哲学、历史各个方面的观点得到了深入研究和发挥,他的个人悲剧放到了时代悲剧背景中理解和考察,他的前瞻性观点不时被人们提起。

今年是顾准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要问,曾经被人们热烈谈论、广泛讨论的顾准及其思想,在经历了20来年岁月的淘洗之后,今天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立足之地吗?这几十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国势变化,我们已经经历了,并且还在经历社会转型期的阵痛,用新的眼光和标准来看,顾准及其思想还有价值,还有意义吗?如果有,那价值和意义何在?我们还可以问,顾准需不需要超越,如果需要,应该在哪些问题、哪些观点超越?


顾准1965年在长城上。

直面问题的道德勇气

首先,我们要肯定,顾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伟大祖国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学习。

顾准中年遭遇厄运,从高官变为罪人,妻子自杀,子女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兄弟在远方不得相见,老母亲近在咫尺也不能见面,真可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自己则身患绝症、衣食不全。而在这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再加上“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和恐怖气氛,像顾准这样的人想自保都困难,但他没有“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发愤读书、思考、研究、写作。他一心想要揭示的,是“中国何以至此”的谜底,他全力想勾画的,是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蓝图。一个人,在自顾不暇的境况下,心中牵挂的,是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前途,这是何等地难能可贵!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是中国士人古已有之的一种高贵传统。就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动情描述的那样:“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一个古老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是需要有一些伟大的心灵来充实和代表其伟大传统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哥白尼、布鲁诺,在现代美国,有马丁·路德·金,在古代中国,有司马迁等,在当代中国有谁呢?幸好,我们有顾准。顾准的存在表明,即使在“全面专政”、是非颠倒的“文革”时代,中国人的勇气和良知也没有丧失殆尽,即使在煽动狂热和迷行的“文革”时代,中国人中间仍然有头脑清明者。

伴随中国社会转型阵痛的,是基本价值的缺失和方向的迷茫,顾准是激励我们坚持理想的一个坐标。道德勇气,这是顾准遗留给我们的第一笔精神遗产。

经济思想影响深远

顾准在思想上学术上的首要突破,表达在他于195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中,在这篇论文里,顾准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排除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仍然会起作用。这些提法虽然还不等于肯定市场经济的作用,但却是朝这个方向探索的第一步——事实上,在顾准另外的手稿中,就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一提法。实际上,在发表这一论文之前,顾准就用自己关于价值规律的思想影响过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后者把受启发后形成的观点发表在1956年第6期上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知道在这个领域存在多么坚固的理论堡垒,有多少经典著作和导师语录像紧箍咒一样使人动弹不得,我们就知道顾准发表上述观点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在改革开放到来的年代,通过孙冶方和其他老一辈经济学家,肯定价值规律的涓涓细流终于逐渐汇聚为推动市场经济的大潮。

今天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远远超过了顾准当年的设想,但市场的不规范,受到权力干预和扭曲的程度,更是当年顾准完全想不到的。贪污、贿赂、腐败横行,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达到社会不能忍受的地步。针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中国的有识之士——包括作为顾准学生或同行的经济学家,也包括对权力垄断和滥用抱警惕态度的法学家——大声疾呼,强调市场经济与法治相结合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市场必须公平和规范。这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鼓舞,我们看到,不但顾准的主张得到继承,他的精神也得到发扬。我们坚信,秉承顾准的精神,他说过的东西可以给我们以启示,他没有说过的东西也可以经过我们的探索与研究得到。顾准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可以简单归纳为两条,一是正视中国的现实,二是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许多顾准思想的研究者都注意到,在他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中,引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那句著名的话“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顾准强调这句话对于100多年来有过难堪与屈辱经历的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要了解顾准的深意,我们可以继续读马克思紧接着的话:“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阻碍我们发展的,主要不是那些所谓后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复旧的可能性和危险始终很大。在中国,前进一步往往困难,需要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而倒退却可能在一夜就完成。人们往往认为,中国人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总算可以彻底告别那些陈旧的事物,一提到过去经历的那些可笑、荒谬东西,人们通常用一句话来打发:“都什么年代了!”但是,与人们预料的相反,旧事物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现,就像我们在薄熙来、周永康的言行、政策和做法中看到的那样。通观顾准的著作,他始终都在关注与批判那些以新面貌伪装的旧事物,在这方面,顾准的思想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追求真理矢志不移

顾准把他苦苦思索、欲求解决的问题表达为“娜拉走后怎样?”这是说,人们当初起来革命,是为了争取自由、民主、幸福,但是,革命胜利了,目的却没有达到,甚至觉得离自己越来越远。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革命所欲建立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顾准举目观望十月革命成功几十年之后的苏联,看到的是大搞军备竞赛,穷兵黩武,人民生活普遍贫困,群众的意见受到压制。事情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如果在固有的学说中找不到答案,那么能不能放眼世界,放眼历史,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一些道理?顾准为此考察了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力图理清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他在回答“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时,显示了他那宽阔的目光和深刻的睿智。顾准为回答这个大问题打开了重要的思路,对此有些人会认为非常超前甚至过于超前,另一些人会认为那不过是“卑之无甚高论”,不管怎样说,新的思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顾准在其中所做贡献的份额可以不去争论,而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还要靠我们这些后来者,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还需要寄希望于后代。

顾准的高尚和不平凡在于,他曾经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一场革命,作为胜利者和有功者,他曾经享受高官厚禄,但他始终坚持追求真理的初衷,他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事业上都置身于一种传统之中,但他不是仅仅被这个传统带着走,而是不断地回到原点,用当初的目的和追求来衡量现状,用当初的理想来要求自己。

与顾准一样,我们要把这样的问题摊在自己面前: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要把国家建设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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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顾准 经济改革 知识分子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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