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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民族精神的自觉——《人文与社会译丛》出版百种有感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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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文与社会译丛》的读者,我在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极大地受惠于这套译丛的出版。因此,我首先要对译林出版社、对译丛的主编以及百多位译者,表达由衷的感谢。同时,我也表达祝贺,这些包含着无数辛勤劳作的耕耘,已经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已经站在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思想地平线上,而这套译丛的100种著作(连同其他类似的学术译介工作),对推动这一发展做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当然,这只是在狭义的专业学术领域中来谈论这套译丛的价值和意义。而刘东教授的发言,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议题之中,那就是学术译介工作与中国的理论创新乃至文化复兴的关系问题。我愿意就此回应刘东教授的发言,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一些初步思考,求教于刘东先生和诸位贤达。

我想,我们大多都会赞同刘东先生的一个基本主张:中国未来的发展与文化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学术界的理论创新,这最终需要中国学者自己提出“更适合解释本土现象的理论”,这些理论经得起“时间维度和空间跨度中的实践检验”。学术译介工作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是我们起步阶段的准备工作。当然,我们也都会同意,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所谓理论创新,必须以开阔的视野与充分的知识为前提。就此而言,《人文与社会译丛》这样的翻译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当我们出于“理论贫血”的状况之中。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刘东教授的发言中明显地感到某种思想和情感的张力乃至焦虑。他的敏感、关切、情怀与思考深深地纠缠于我们时代精神状况的复杂性,其中理论与实践的紧张,中国与西方的对峙,是尤为突出的两个焦点问题。

显然,他坦率地承认自已曾经的挫折感,他说“那些理论当初曾把我折磨得够呛,我才发狠要把它们都组织翻译过来,好让它们的本来面貌全都大白于天下!”就此而言,百种译著的出版是“理论祛魅”的时刻,终于可以摆脱那种理论的压迫与魅惑。但他同时提醒“不要因为理论的魔力又被看破,大家就觉得从此就可以看轻和小觑它了”。这种警觉是相当敏锐的,百种译著的出版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理解了其中的思想与理论,更不用说超越了。我想相信,刘东先生警觉的那种“简陋而苍白的心智”,仍然是我们精神状况中一种不可低估的现实,虽然是局部的却是持久的现实。

另一种对轻视理论的态度是智识上的不诚实,是所谓取巧——“投机分子们”煞有介事地装作自己也能够装作将理论结合了实践。我相信,理论脱离实践的病症,在许多情况下恰恰出自半生不熟的理论理解。不是真正高明而通达的理论,而是食而不化的教条,才更容易脱离实践。就此而言,“祛除巫魅”可能有助于摆脱对理论的迷信,但未必能医治轻视理论的病症。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着艰巨的理解与消化理论的任务,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企及有效的(而非修辞上的)批判,从而走向理论的通达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对理论的迷信与轻视,虽然表现为自卑与傲慢的两种姿态,都是有待克服的不成熟的心智状态。

刘东教授在发言中暗含着另一个思想的纠结,那就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我们大概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陷入了这种纠结,因为这是我们时代的民族精神的一种纠结或焦虑。刘东教授显然不是一个狭隘的国族主义者,至少在思想学术上,他是面向世界开放的。我们不要忘记,在1980年代,他是唯一同时在两大著名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走向未来”)中担任编委的学者。而今天,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他的中国情怀与民族意识可能更加明显或更加自然地彰显出来了。我们在他的字里行间中,不时地可以感到他对中国文化复兴与超越西方理论的雄心抱负。他对中国处于“理论上的进口国”的地位耿耿于怀,他呼唤中华民族要“开始向世界文化进行积极的回馈”。在结尾处,他发愿“只要还能正常地天假以年,也许我本人也许就还来得及,再发动一次朝向西方理论的总攻式对话”。

在此,文化复兴的志向体现为理论上的“总攻式对话”。我相信,在这一表述中,“总攻”是个修辞性的定语,而要点是在“对话”。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与这种文化复兴抱负如影随形的忧思、焦虑甚至愤懑,这或明或暗地对应着一个半世纪来中华民族的屈辱与创伤的体验,以及强烈的雪耻意志。最终,西方理论的宰制,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慑,是同构的压迫性体验。而在根本上摆脱这种压迫,我们必须超越西方。于是,《人文与社会译丛》这类工作只是权宜之计——只是“知己知彼”的工具,只是为了未来最终的超越与胜利做铺垫而已吗?刘东教授未必会同意这种阐释。但无论如何这是个问题,也许是我们共同的纠结之处。

我们大多都会抱有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就此而言,我不仅支持而愿意汇入中国学者创建自身理论的事业。然而,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首先要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辨析我们是谁,我们想要成为什么。在此,如何面对“他者”或者“外部”是关键问题之一。因为无论抗拒还是征服,仍然是以他者作为界定自我的重要参照。作为抵抗者或征服者,仍然是通过他者的眼光,在想象他者眼中的自我形象来界定自我。这仍然不是充分的主体性,也不是我所理解的民族的精神自觉。

中国古代圣贤之伟大,在于他们“心怀天下”。而对于“他者”的忧虑与“自我”的忧患,是非常晚近的历史故事事情。我们最为悠久和卓越的传统之一,恰恰是兼容并包,格外擅长于安置、吸纳、收编和同化“外部”——将外部纳入华夏文明结构之内,或吸收融合,或置于华夷之辨的差异而一体化的秩序格局中。“天下”是“All Under Heaven”,应当无所不包。这是天下主义的要义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生机所在。换言之,“外部”从来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威胁,直到晚清,中国面临了一个既无法吸纳又无法征服的外部,遭遇了文明意义上与华夏中心相对峙的外部,天下观才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就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了被西方列强主导的“民族国家的全球秩序”,被迫接受有这个秩序的界定和改造。由此,华夏文明被迫穿上了民族国家的紧身衣,并开始学习现代化的舞蹈,试图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白鲁恂(Lucian Pye)有一句名言,“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但历经了一个半世纪的伪装,或许就弄假成真了。我们似乎已经转变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我们已经忘记了中国曾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天下文明。或者,虽然我们仍然记得,但我们必须抛弃那个前现代的天下乌托邦,并接受这样一个悖谬性的现实:中国越是崛起,就越是远离天下主义,就越是非中国化。中国的问题是,被近代以来的西方霸道塑造的如此之深,以夷制夷的历史,使我们变得更像我们的对手而不是我们的祖先。

但是,要在现有的霸权结构中争当列强之一或者成为新的霸主,是我们的复兴理想吗?对西方的理论霸权的创伤感,是不是换作中国的理论霸权,我们就很爽了呢?以此为目标,我们可能陷入另一种可怕而可悲的迷魅之中,这仍然是生活在近代创伤的阴影之中。实际上,近代西方列强的支配不仅制定了角色,而是制定了棋局本身,一个角力的游戏,一个输赢主导的世界观,一个成王败寇的世界意识。而受制于这种近代意识,恰恰导致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扭曲。因为自我与他者的对峙,外部与内部的对立,并不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和要义。华裔之辩的最好阐释是一种不依赖地理与种族的普遍主义,着眼于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种阐释从九世纪初的韩愈开始彰显,直到“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当然,斗争与抵抗也是文化交往与吸纳的一部分。但只是我们不要迷失自我,迷失中国文明中最珍贵的精神遗产。有时我们越是执着于“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我们离中国的精神越远。

民族精神的自觉意味着,严肃对待中国文化的普遍主义精神,意识到是一个“世界民族”或者说是一种超民族的文明,我们不应当假扮民族国家而弄假成真了。在我看来,需要回复中国的世界民族品格,这才是恢复中华文明的要义所在。否则我们仍然处在一个霸权结构的游戏中。中华文明的真正复兴,不在于更换一个赢家的棋手而是改变整个棋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越具有世界性,就越是恢复了自身的文明特质。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也必定同时是世界文明的复兴。

无论如何,这100种译著所呈现的智慧、思想和理论,不应当用作“了解敌手”的材料,不应当被视为有待征服的对象,而是被看作能够被吸收和转化为我们未来文明之构成的资源,与中国传统智慧一样,汇入生生不息的演进与变革的当代实践之中。这是我所理解的文化复兴。我们仍然还在起步,我们需要走得更远,我们还在路上。故此,这套译丛也应当有值得期待的后续。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主要研究领域:西方思想史,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现代性问题。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译林出版社 《人文与社会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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