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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稳定和活力是否可以兼得?

2013年03月01日 16:5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吴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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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天下: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

作者:吴稼祥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如果把帝禹登基看作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到今天,四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一个政治困境。本章和下一章从这个困境入手,粗线条地宏观勾勒我们民族探索的过程,并引导出政治体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既要有活力,也要有稳定。

鱼与熊掌兼得,这有可能吗?

一、孔子疑似二律背反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创造了伟大文明,但也一直没有走出一个困境:要不要中央集权?最早受这个困境折磨的政治家,是商朝末年的周部落首领姬伯;思想家,则是孔子(前551-前479)。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里提出一个基本命题:最好的政治体制是“天下为公”,造成的社会名曰“大同”。我们把这个命题称为“公天下之理”,在后世儒家那里,此理被表述为“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

他在《春秋三传》里提出了另一个基本命题:最值得维护的政治体制是“大一统”,该体制名曰“春秋”。我们把这个命题称为“大一统之义”。此义像一根绳子,在历史中延伸,可以被分解为搓成它的三股麻缕:1.天下者乃真德天子及其后裔之天下(在孔子那里);2.天下者乃真龙天子及其后裔之天下(在《史记·高祖本纪》及其后历代王朝编年史里);3.天下者乃真理天子及其后裔之天下(在朱熹特别是朝鲜金氏家族那里)。

“公天下之理”的核心,首先是国家最高权力不专属一人终身占有(所以有“禅让”);其次,全部统治机器也不是可以在一个家族内部分配的私有财产(所以“天下为公”,不是“天下为家”);再次,无论最高权力还是分出去的地方统治权,均不会世袭(所以说人“不独子其子”)。根据这个原理,在没有政党运作的情况下,是建立不起任何中央集权体制的。

“大一统之义”的核心,是国家最高权力和整个统治机器归于一家(三代及春秋)或一人(秦汉以降)占有,而且可以无限期合法占有,这就意味着:这种占有不仅是终身的,而且是世袭的,其他人或家族不可犯上作乱。在孔子那里,“兴亡继绝”被视为“大仁大义”,就来自这种帝王“子孙万世一系”的正统观念和“可世”观念,也就是正统帝王通过世袭合法长期存续观念。实施并维护这个主张,中央集权就是必然趋势,也就是说,从西周“兼制”(王道)到秦帝国立体高压中央集权(霸道)是必然的。虽然孔子维护的西周及春秋体制死了,但他维护的“大一统之义”却活了下来。

由此,我们可以以下两个正反命题为假设:

1.设“公天下之理”为正命题: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可以合法永久地占有国家主权(即天下)。

2.设“大一统之义”为反命题:任何人或家族一旦占有国家主权(即天下),应当持续占有,最好传子不传弟。

不难看出,这两个命题明显背反。不过,这是假性背反,而非真性背反。真性背反有对错和正误之分,比如正题是“1+1=2”,那么反题“1+1≠2”就是真性背反。真性背反是形式逻辑命题,属于康德所谓的“先验逻辑”范畴,服从同一律。而假性背反通常只有好坏之分,并无正误之别;它们不是逻辑命题,而是境界命题,不服从同一律,服从所谓的辩证法,因为它们不在同一个境界。比如,孔子的正题是“公天下”境界中的命题,反题是“小康”境界及其后“衰世”境界中的命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正题对,反题错”,或反过来,而只能说“正题好于反题”。因为在孔子看来,正题是“大道”,“大道既隐”,才“天下为家”,才有“大一统之义”。比大一统更不好的是什么呢?国家分裂,天下大乱。

如果把“公天下”境界设为最好的理想政治(大道政治),“大一统”境界分为相对较好的西周体制(王道政治)和不那么好的帝国体制(霸道政治),“大乱”境界设为最差的“无道”政治,那么,从孔子开始的中国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凡是反对中央集权的,都是为了争取最好的大道政治(公天下)或为了争取较好的王道政治(家天下,比如封建贵族政治;或地方分权政治,比如辛亥革命后的联省自治),而非较差的霸道政治(朕天下);凡赞成中央集权的,则主要是为了避免最差的“国家分裂、天下大乱”之无道政治。

中央不集权,未必能实现大道,倒可能滑向大乱;中央一集权,虽然可能防止国家瓦解,但也可能导致帝国土崩。这种两难处境,是一个梦魇,缠绕中国四千年,秦汉之际尤为瘆人,而半夜里都会被惊醒的,是观察力极其敏锐的西汉年轻的大政治思想家贾谊。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公天下》 吴稼祥 政治 活力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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