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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稳定和活力是否可以兼得?

2013年03月01日 16:5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吴稼祥

五、三个700年:负压出盛世

按照徐乐的观点,从可能导致的最坏结果看,“低压”或“负压”政治好于“高压非稳态”政治,因为土崩比瓦解更糟。但它好于“高压稳态”政治吗?回答也是肯定的;不过,不是从最坏结果看,而是从最好结果看。

自有信史,中国历史上可称为“黄金时代”或“太平盛世”的,无非五个:春秋时代、文景之治、贞开(“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合称)之治、康乾盛世和民初“黄金十年”。尽管有各类论者称颂宋明,但两朝都没有一个时期可与“黄金”、“盛世”这些称谓挂上边,更多的是无奈与痛楚,所谓“孤秦陋宋”、“膻元腐明”是也。

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可以称得上中华文明的怀胎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个说法,认为存在一个“世界历史轴心”,它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而存活下来的人类文明,都形成于公元前600到公元前300年之间,这个时期被他称为“轴心期(AxialPeriod)”,主要发生于四个地区: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国。

“轴心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其标志是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前551-前479)、老子(前571-前471)、墨子(前469-前376)等等。轴心期完成的是从神话到理性、从超验到经验、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过渡,所以是一个世俗化和“精神化”时期。如同西方学者所说,迄今为止的一切西方哲学都是对古希腊哲学的注释一样,秦汉以来的所有中国哲学也都是对春秋诸子哲学的注释,只是注释得不如人家好罢了。

西汉文景之治虽没有这个时代伟大,但它是“汉民族”作为一个世界性民族开始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它内修德政,外息刀兵,轻徭薄赋,藏富于民,政府廉价,且人才辈出11,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文明模式--河流域地区多民族、超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与小农经济结合。它开始了中华文明的聚变过程,为精神-物质文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第一,缔造了一个以大规模的政治体作为承担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二,提供了超民族的文化认同。虽然还没有形成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但农业经济的繁荣接近登峰造极。

贞开之治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上的第三座高峰,也是全盛时期。唐太宗及其所治之天下,树立了一个君主和一个王朝所可能达到的治理高度的一根标杆,其高度,似乎不仅中国后世王朝,即使是世界其他国家王朝也未必达到过,特别是在人道主义、包容性和开放性方面。描述或刻画它,多少字都显轻薄,也不是此节的任务,仅录史家如下一小段记述足矣:唐太宗曾经和大臣们谈论如何止盗,大臣们都说要用重法。太宗说,老百姓不得温饱才偷盗,我节食俭用,就可以轻徭薄赋,再选用清官,不就行了,用重法干嘛?“自是数年之后,海内生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史书这样说。

康乾之治离近代不远,且有那么多文字和影视作品铺陈演义,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清王朝从此时开始实施免征农业税赋政策,这件事汉文帝曾经做过,但没有一个王朝像清王朝那样长期坚持;第二,除了元朝铁蹄短暂踏过的地方之外,康乾时代的清帝国版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

民国黄金十年指的是1927年至1937年,也就是北伐成功到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从经济成就上评估,是黄金、是黄铜抑或是黄昏,涉及意识形态和评价标准问题,见仁见智,见鬼见神,先存而不论;但有一点,不难达成共识:凡是今天在其所在界别可以被称得上“伟人”或“大师”的人,哪一个不是在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

五个时代,跨越二千七百年,有共同之处吗?有!它们的母体都是负压或负压与高压混合政治,或母亲,或祖母。春秋不用说,文景之世也不用说,都是中央政府弱于侯国(景帝时梁孝王几乎与中央分庭抗礼),有所不同的是唐初。有趣的是,从春秋到汉武帝,中国历史完成了第一个政治史大循环:从负压(春秋)-战乱(战国)-高压非稳态(秦帝国)-负压(文景)-高压稳态(汉武);从魏晋到唐宋,则完成了第二个政治史大循环:负压(魏晋)-战乱(五胡十六国)-高压非稳态(隋帝国)-负压(唐初)-高压稳态(宋)。第一个循环历时近700年(前770-前87),第二个循环历时也是700年(220-960)。

宋元明三朝,又700年(960-1644),出现了高压稳态与战乱分裂的单循环,再没有出现负压政治,因此也就与黄金时代无缘,而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从顶峰开始滑落、进入下行通道的700年。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公天下》 吴稼祥 政治 活力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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