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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国家必成“天下”的三大规模依赖

2013年03月01日 17:1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吴稼祥

二、水利依赖

秦王李世民被迫杀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并吓得自己的老父亲躲进深宫去做“太上皇”之后,施政和议政的兴致都很高涨,经常和魏征等爱卿开全会,讲政治,论古今,发公报。

“帝王不是不可以大兴土木,”贞观元年,刚登上宝座的唐太宗有一次对群臣说,“当年大禹兴建的工程就不小,凿了许多座山岳,疏浚了许多条江河,用工极多,但老百姓没有怨言。秦始皇呢,大修宫殿楼台,民怨沸腾。”太宗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关键要看工程为谁所用,是徇私欲,还是为公益?”最后,他话锋一转,说到自己:“我确实想为自己建一座殿,材料现成的,可想想秦始皇的下场,还是作罢。”

作为最接近于柏拉图“哲学家国王”理想的唐太宗,他说出这番话,自然可圈可点。不过,受时代条件限制,他不知道的是,他提倡的这种“公共工程伦理学”或“统治伦理学”,非但不能保证在帝王队伍里只出大禹,不出嬴政,反而因为有大禹在前,必有嬴政在后。这是因为作为两河(黄河、长江)流域社会,广大华夏社区首先逃脱不了对农业的依赖,其次逃脱不了对河流灌溉和防洪防旱公共水利工程的依赖,简称为“水利依赖”。根据“水利文明”专家魏特夫的研究,从社会必要的大禹式庞大水利工程,必然派生出统治阶层所需要的非水利官方工程,比如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长驰道、大运河、都城、陵墓、宫殿和皇家寺庙等等。

一个社会对农业的依赖越深,对水利的依赖就越深。一个河流域文明的河流越长,对社会规模的依赖就越强,这是因为,这个社会要想避免河流上下游居民之间的水资源争夺,甚至战争,其国家规模就要揽括整个流域,版图之长度或宽度就不能短于河流的长度。具体说,华夏国家最长的直径,要长于6000公里(长江6397公里,黄河5464公里)。另外,对河流的治理,也必须是全流域治理,像大禹所做的那样。否则,局部治理,等于不治理。于是,涝时,洪水滔天;旱时,田地冒烟,无法存活。水要治,要全治;水要治到哪儿,政权就必然覆盖到哪儿。说夏朝政权诞生于治水,并非无稽之谈。这就是由水利依赖而来的大河流域文明的规模冲动--规模的最大化,当然就是“天下”。这种国家规模最大化冲动,像哺育它的长江大河一样,永不枯竭。

原生态的海洋文明,比如古希腊,就没有这种规模冲动。由于爱琴海沿岸和希腊内地支离破碎和资源缺乏的地理环境,任何创建统一帝国的企图,既不可行,也无必要。另外,又由于该地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农产品不能自给,必须从小亚细亚进口,因而依赖小规模的手工业和外贸--袖珍型城邦国家,就是最适应这种地理环境和经济模式的国家形式。当然也会有人口过剩,但任何一个小城邦或几个联合起来的城邦,都很难编制成庞大军队去征服其他有肥沃土地的国家,只能走另外一条路,即向爱琴海各岛以及小亚细亚沿岸甚至北非大量分散殖民。

这样的文明,依赖的是活力,而活力来自于自由竞争。因此,古希腊各城邦对独立和自由的冲动,其强度不差于河流域文明对规模的冲动。这种冲动,如同海洋的朝潮晚汐,无有穷期。自由可以他杀,不可以自杀,其结果就是:古希腊人自己拒绝合并成整体,怕杀死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却最终被别人的天下一网打尽。不过,古希腊城邦作为海洋文明的身体虽然死了,灵魂却活了下来,并开始借尸还魂;最先还魂的,是亚历山大大帝造就的“希腊化世界”,且略过不提。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公天下》 吴稼祥 天下 规模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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