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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国家必成“天下”的三大规模依赖

2013年03月01日 17:1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吴稼祥

四、救灾依赖

如果说,外族入侵,是让整个华夏民族同时灭顶的“人祸”,那么,旱涝蝗震,则是让各地区百姓分期分批受难的“天灾”,即便圣朝也不能幸免。

唐贞观二年3月,关内大旱,引发饥荒。老百姓为了活命,卖儿鬻女换粮食吃。唐太宗下诏,拿出皇家库藏的黄金和丝绸,把被卖的孩子们都赎回来,还给他们的父母,并大赦天下。他自己还向天祷告说:

“假如灾难不可避免,就降到我身上吧,只要能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稔,百姓安康……”

说也奇怪,他所到之处,天就下雨,老百姓非常高兴。

同年6月,长安郊区发生蝗灾。太宗进上林苑,看见漫园飞舞的蝗虫,忧心忡忡,伸手捉住几只,对它们说:

“老百姓靠粮食活命,你们为什么要去吃呢?要吃,就吃我的肺肠好了。”

说着,举起还在挣扎的蝗虫,就要往嘴里送。

他身边的侍臣急忙劝阻:

“皇上且慢,这是些有毒的东西,别伤了龙体啊。”

太宗不以为意,说:“我为民众受灾,就是病了,又有什么关系?”说着,吞了那几只蝗虫。这一年,再没有发生蝗灾。

这两个故事听上去很像神话,但毕竟比鬼话好。鬼话说,不是因为炼钢耽误了秋收,也不是因为不让开仓放粮救济饥民,才饿死了数千万人。因为什么?因为“自然灾害”。

中国自古多灾。不少历史典籍,都有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初民社会,记载较多的是水灾,如《尚书》中的《尧典》、《益稷》,还有《孟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通鉴纲目》等,都描述了尧帝时大洪水的发生及后果。21此外,黄帝和夏代时期,多次发生震灾。到了商代,旱灾渐渐多了起来。

根据邓云特(即邓拓,1912-1966)从古籍统计得知:自成汤十八年至二十四年,约公元前1766-公元前1760年间,连续7年大旱;自仲丁元年至盘庚14年,约公元前1562-公元前1388年间,有5次河水决堤之灾,帝辛43年,约公元前1112年,有一次地震灾害;两周867年间,有大灾89次,其中,旱灾30次、水灾16次、蝗虫等虫灾13次、震灾9次、歉收饥荒8次、霜雪灾害7次、雹灾5次、瘟疫1次;秦与两汉,被记载的灾害更多,440年间,发生大灾375次,其中,旱灾81次、洪灾76次、地震68次、蝗灾50次、雨雹灾害35次、风灾29次、大歉收14次、瘟疫13次、霜雪灾害9次。

更多的统计数据,既不能带来更大阅读愉快,也不能带来更多阅读痛苦,只能让感觉逐渐麻木。整部中国历史,不仅像鲁迅愤激之词所针砭的那样,写满“吃人”二字,也写满“灾害”二字。时至今日,中国仍然年年有灾,其中,1998年长江流域世纪洪水,2003年非典瘟疫全国流行,2008年年初19省大雪灾、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2009年下半年西南5省旱灾,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都留在了全民记忆中,有恐惧,有惊慌,有悲伤,也有感动。

除了地震、台风、泥石流等灾害直接造成局部地区人员伤亡之外,大多数灾害,特别是洪灾和旱灾,对农业社会造成的最大威胁,是因农作物歉收而导致的大饥荒。大饥荒直接造成饥民大规模死亡以及饥民大规模逃荒,形成流民,少则啸聚为盗,多则揭竿造反。

因此,一个农业社会的生存能力,要看在同一年份受灾地区面积占未受灾地区面积的比例大小,比例最小接近于0,最大接近于1。比例越小,生存能力越强;比例越大,生存能力越弱。这说明,救灾能力与受灾比例大小成反比,我称此为“救灾能力假说”。这有点类似于火灾中被烧伤的人,烧伤面积占表皮面积越小,存活率越大。人的表皮面积是既定的,农业国家的土地面积是可变的。假定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波及范围,受气候、地理环境等自然规律决定,那么,一个农业国家的规模越大,救灾能力就越强。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西晋东迁之后,国土面积突然小了,不用说救灾,连官俸都难发放。当时官仓,京都的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所储备的粮食,总数不过50万石。隋文帝统一中国后,粮食储备才丰富起来。开皇三年,中央开始考虑建国家储备粮仓库,以备水旱灾害之年,并决定在卫州建黎阳仓、洛州建河阳仓、陕州建常平仓、华州建广通仓。不仅如此,还减免租税,藏粮于民,让老百姓和军人共建民间备灾仓库,叫“义仓”。后来,关中连年大旱,青州等15州大水,百姓饥荒,隋文帝下令开仓赈济,就一个广通仓,就放出300多万石粟谷。

不过,隋文帝也不总是以苍生为念,有时还舍不得拿国库的粮食救灾。有一次,与群臣议论前朝得失,唐太宗说:“隋文帝开皇中期大旱,朝廷不许开仓救济,让灾民到山东找东西吃。等到了隋朝末年,全国太平仓里储备的粮食,50年也吃不完。隋炀帝以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结果亡国。仓库里的粮食,就是用来救济灾民的,不救灾还有什么用?”

看来,一个社会的救灾能力,除了依赖国家规模以外,按照儒家传统理论,即是王道、霸道问题。印度籍美国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就认为:饥荒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天灾导致食物短缺,但只有人祸才会让人饿死。

由于本书论题所限,阿马蒂亚?森的问题姑且搁下。本章的结论是:大河流域的农业社会,必然产生国家规模依赖,这种依赖主要来自水利、安全和救灾三方面需求,从而迫使它选择天下国家,而非城邦国家体制,走上建立大规模世界性帝国的发展道路。

(摘自《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公天下》 吴稼祥 天下 规模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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