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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模压力下国家产生的四大强迫性偏好

2013年03月01日 18:11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吴稼祥

三、《甘誓》:“家天下”的宣示书

朝霞漫天。

一带原野上,旌旗猎猎,战马嘶嘶,车轮辚辚,战鼓隆隆,甘水河在晨曦和微风中泛起鱼鳞状波纹,宛如一条作势腾空的巨龙。两万多辆战车正在集结,车后尘土飞扬。车上武士的铠甲熠熠生辉,车左的武士手握劲弩,车右的武士高举长矛,车中间的武士左右手各握数条缰绳,约束着车前四匹扬蹄欲奔的骏马。

突然,寂静像一张网从天而降,六大部落首领和将士们的目光望向高坡上的一个亭子,亭子旁的五色旌旄之下,一个头戴冠冕、精悍威武的中年男子凭轩而立,高声喝道:

“呔,六军将士们,听好了,现在开始誓军!”

说话的,正是万众爱戴的帝禹的儿子帝启,他前不久率领各部族征讨伯益(一个字称“益”),获胜后,将其问斩。帝禹生前按照过去的禅让传统,选定自己的亲密战友皋陶为接班人,皋陶接班未遂身先死,帝禹又下诏书,让伯益继位。伯益按传统,在帝禹逝世后,礼让帝禹的儿子启,自己回避,住到今河南省境内的箕山之下。官方史家说,伯益不如禹的儿子夏后启受民众爱戴,启于是把伯益的客气当福气,顺水推舟地做了皇帝。而写实派史学家则认为,禹表面上传位给伯益,实际上,是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启用武力把帝位取回来。

杀了伯益,取回帝位的夏后启威震华夏,各部落俯首称服。但有一个叫“有扈氏”的部族,没有被吓倒,准备起兵捍卫君权禅让传统,并要为帝禹的合法继承人伯益讨个公道。夏后帝启被冒犯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结起皇家卫队和六部族军队,进抵有扈氏领地甘城南郊。大战在即,占卜之后,是誓师。帝启高高举起右臂,继续喊道:

“我告诉你们,有扈氏大逆不道,上天不容,我来替天剿灭。你们都要卖命。战车左边的,不射他个箭如雨下,是你不卖命!战车右边的,不刺他个人仰马翻,是你不卖命!战车中间的,不把马和车驾正了,是你不卖命!卖命的,在你的祖宗牌位前受奖领赏;不卖命的,在你的部族里斩首示众,而且,连你妻子儿女一起斩!”

这就是著名的《甘誓》。这个文本,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天子亲征,大开杀戒。据说,尧舜禹三代,即使有叛乱,也只派方面大员(比如“四岳”以及后来的“方伯”等)去征讨。即使到了西周初年,管蔡武庚叛逆,周成王派周公旦讨伐;淮夷徐戎作乱,鲁侯伯禽奉命平定。如果方面大员不能胜任,然后天子才出手。天子亲征,一般也只是摆摆样子,耀武扬威,并不真的杀敌,因此叫“有征无战”。《甘誓》称:“大战于甘”,显然是破例。

第二,一人得罪,诛及妻子。《甘誓》里有这么一句:“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字面解释就是不仅杀你,还杀你妻子儿女。为圣人讳的某些评论家,觉得不雅,掩盖说:这里的“戮”,当“辱”字讲,古人“以辱为戮”。为什么呢?因为惩罚一个人,连坐到子嗣,不是尧舜禹三代圣朝所应有的事。不过,宋代的蔡沈不这样看,他认为:诛不及妻子是“常刑”;帝启伐甘,是“非常刑”。这又是一个破例。

帝启伐甘,要破的,正是三代君权禅让之例。君权禅让,这是不成文的根本大法,相当于当代宪法。这个例都要破,还有什么不能破的?不过,千万不要以为《甘誓》只有破,没有立。《甘誓》其实为后世的斯大林思想提供了最早的范例: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甘誓》破了什么,立了什么呢?第一,破了“公天下”的君权禅让制,立了“家天下”的君权世袭制;第二,这是一场“革命”,为了革命胜利,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

需要说明的是,夏后启并非家天下的开创者;开创者是他父亲大禹。大禹首先把最高职务的不定期任期制变成了终身制。尧让位给舜28年后去世,舜让位给大禹17年后去世。大禹呢,一贯清晰明确的《史记》也含糊其辞,只是说:先“授政”给皋陶,皋陶死后,推举益,“任之政”。无论是“授政”,还是“任政”,都不像是禅让,像是委托执政,类似后世皇帝与丞相的关系。

为了达到“天子”职务终身制的目的,大禹还做了一项安排:让自己的长辈皋陶做自己的接班人,接班人死在自己身前,自然就接不了班。按传说,禹与皋陶是同辈人,禹是帝颛顼的孙子,皋陶是帝颛顼的外孙;按某些史料,皋陶则是帝颛顼的儿子,是禹的伯伯或叔叔。除非有考古资料发现,否则,要从各种传说中厘清禹和皋陶的辈分,恐怕很难。不过,说皋陶比大禹年长资深,可信度要大些。舜帝任命大禹为首席执行官(司空)时,大禹向稷、契和皋陶谦让。稷、契都是帝喾的儿子,帝尧的兄弟。皋陶与尧的两个兄弟相提并论,自然非同小可,年长,且资深。

传说皋陶活到106岁,帝禹享年100岁。舜帝驾崩,大禹正式“即天子位”,之前类似“摄政”。按照李学勤教授主持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那年岁次公元前2070年。禹在位总共10年。孟子说,帝禹确定益为接班人7年后故去,而皋陶逝世必定在伯益被选为接班人之前(大约在公元前2070-前2068年之间),因此,他逝世时,帝禹不会大于93岁。这就是说,皋陶至少比大禹年长13岁,他被选为接班人时超过100岁。

这样安排的妙处就是让禅让落空,为君权终身制和“家天下”铺平道路。如果说,王笏不是接力棒,而是一根甘蔗,尧舜禹三代君主是从它的前梢往后兜吃的,那么,越吃到后面,就越甜。吃到甘蔗根部的是帝禹。这种甘甜,是规模压力产生的资源动员偏好带来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貂裘羽裳、山珍海味、奇花异草、声色犬马……《禹贡》里有详细记载。权力越甜蜜,越难放弃,这确实是夏后氏家族将天下公权转变为家庭财产的动因之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

问题的另一面是,突然扩大的政治体规模,产生一种压力,要求政治权威无缝对接,权力继承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是禅让制不能提供的。禅让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稳定。向谁禅让?何时禅让?如何即位?这些问题,即使圣明如尧如舜,也挠头。为此,帝尧还派出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当卧底,从床上到堂屋,全面考察候选接班人舜的为人。

尧帝这样做,有一个附带的好处,把接班人舜变成了自己女婿。即便这样,也不能缓解新老权威交接期的阵痛。所有禅让政治都面临一个尴尬:最高名义权威与最高实际权威并存。帝尧作为最高名义权威,在禅让后,与最高实际权威帝舜并存了28年;帝舜在禅让后,与帝禹并存了17年。

并存期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会形成各自党派,进行派系斗争,这成为国家动乱的根源。据说,尧和舜这对翁婿相处得并不好,获得实际最高权力的舜把尧关押在平阳那个地方,而且还阻止尧的儿子丹朱与其父亲相见。舜党重要骨干后稷,干脆把丹朱流放到丹水那个地方去了。接班后的帝禹,给退居二线的帝舜的待遇,也没有更好,和舜自己给予尧的待遇差不多。舜帝极有可能崩于被流放的途中,驭天之时,娥皇、女英二妃不在身边。从自己利益出发,帝禹不愿再像尧和舜那样,过可能被囚禁或被放逐的退休生活;从他亲自缔造的方圆5000里的大规模国家利益出发,他也要把最高权力继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降到最低限度。国家规模越大,对政治稳定的要求越高,这就是规模压力带来的第三个强迫性偏好——“稳定偏好”。“家天下”的世袭制,之所以取代了“公天下”的禅让制,就是因为它是一种更稳定的权力继承制度。大禹和他的儿子启完成了这件事。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公天下》 吴稼祥 四大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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