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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公天下”政治理想的路径

2013年03月01日 20:47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吴稼祥

优化稳压功能:从禅让到票选

双主体法权,对于大规模政治体而言,不仅具有解压功能和均压功能,在结构上,还具有稳压功能。

物体的稳定,可以分为两种:内生性稳定和外维性稳定。内生性稳定,靠的是自己的内在结构。有内生稳定结构的,稳度高。稳度与物体的重心高度成反比,与底座支面成正比,因此,物体的重心越低,支面越大,稳度也越大。

君权制单中心立体中央集权(比如政体Ⅲ),由于权力与权威均来源于上面,重心高,支面小,因此,很不稳定。有趣的是,这种政体被某些西方研究者称为“金字塔型”结构25,而金字塔是经典的内生性稳定结构--重心极低,支面极大,埃及法老政体虽早已灰飞烟灭,但金字塔仍然笑傲人间。这不矛盾吗?矛盾其实是表面的。说中央集权是“金字塔”权力结构,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是从集权程度和等级高度上看的,中央和首脑在权力的顶峰;二是从人数多少上看的,权力越大,人数越少,而顶峰上只有一个人--皇帝、领袖或元首。

从重心和支面上看,非民选中央集权体制是一只锥子,权力重心都在上面,被削尖的支面在下面。因为自愿支持它的人数非常少,所以,非但不稳定,而且立不住。多中心治理,解决重心下移问题;构造权威体系,解决支面扩展问题。最焦虑稳定的,历史上要算秦帝国,没有权威体系支撑,是锥子,头重脚轻--上面无限集权,下面缺少支面。

先秦血缘权威和后秦神龙权威,都是为了解决支面问题。血缘权威下的帝王,是最高大宗、最尊的宗族长老,下面都是子孙,支面够大,所以它的稳压功能不错,存活1594年,只换了三个王朝。但它容纳不了社会发展,既防止不了王国权力重心塌陷,如周天子;也防止不了诸侯国内权力重心上移,如秦国。最终寿终。龙袍权威的可能支面,比血缘权威更大,不限于自己的子孙或拟制的血缘关系,它试图涵盖所有人,即便今天的流行歌曲里,也还有这样的歌词: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

龙的粉丝这么多,就是祖先们从哲学、文学和神话上神圣化“龙”的结果(第十三章有专题讨论),试图说服所有臣民自愿服从任何穿上龙袍的人,即使他是蛮族征服者。因此,龙袍权威的生存能力更强,活了2117年。法国大革命后,世界上所有神授或天授的君权都得了绝症,活下来的,也只是供观赏的样品,如英国皇权,已接近于恐龙化石。

中国的辛亥革命,宣判了龙袍的死刑。失去权威体系的民国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裸体的全国政权,想用训政搪塞国民,最终被赶到了岛上。

从单中心回到多中心,从禅让制进到票选制,目的是让双主体法权体制发挥解压、均压和稳压功能,使公天下理念、大规模统一和创造性活力兼得。从1911年神龙权威突然死亡后,龙袍成灰,中国就遭遇了第二次权威危机。虽然辗转反侧,寻找各种奇装异服,结果大都成了皇帝的新衣。其实,这件衣服早就有了,那就是尧舜缝制、孔(子)老(子)都想穿的“大道”葛衣。不过,无论是传说中,还是典籍上,大道葛衣并非人人可穿。

在第七章我们曾讨论过,孔子和老子在“大道”的实体含义上有共识:理念是“公天下”,操作方法是禅让。“公”可以分为“制度”和“功能”,当它“显”现为“制度”时,是“大道之行”;当它“隐”含为“功能”时,是“大道既隐”。从制度层面讲,无论是唐虞之世的禅让,还是西周之世的分封,“公”的程度都有限。

禅让制是这样安排的:在任最高君主提名继任最高君主,提请某些部落联盟首领(比如“四岳”)附议认可,既不是终身制,更不是世袭制,但也不是任期制。它的“公”,不表现在全体社会成员对天下权力的共同拥有和共同使用上,只表现在天下主权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家族上。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公天下”,而非肯定性的。这里的否定性,指的是天下主权悬空,没有着落与归属。这样的体制,不适合大规模治理,支面也很小,存活时间自然长不了,两代而已。

西周分封制的安排是:天下名义主权归属于一个家族(姬周家族,不是一个家庭,更不是君主个人),但实际主权和治权则是许多家族也就是“大家”分享的。但这个“大家”,不是“人人”,因此,这个制度也是“小公”,不是“大公”。所谓“小公”,就是天下主权被“大家”分享,而非“人人”分享;“大公”则是被“人人”分享。此处的“大家”,是指与主权家族有血缘关系或有拟制血缘关系的若干家族。1911年后的中国及国民党政权,政党或家族替代了“四岳”,“天下”主权如同唐虞之世那样悬挂并禅让,与后秦神权权威家天下相比,显然是个进步,但依然是否定性的小公天下,而非肯定性的大公天下。

历史上,并非我们的祖先不够智慧,不够无私,所以未能实现肯定性的“大公”天下;而是任何软件设计,都需要硬件承载。大公天下,需要“个人”从氏族和宗族的“胎盘”上分娩出来。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至少从大禹登基到秦帝国建立;历史上,这个分娩过程,也是血腥的--商鞅是助产士,他的变法强制推行“单丁”家庭,加快了分娩过程。但是,“个人”虽然可以强制被分娩,却只有在商业环境里才能成长,在工业时代才能成熟。后秦时代大规模统治对稳定的渴求,把个人压缩在土地上,成为依附于土地的“小农”,成为长不大的“个人侏儒”。

但是,只要公民个人得到了充分发育,这样,唐虞、武王之世只有部落首领和贵族可穿的“大道”葛衣,就优化成了人人可穿的公民布衣。这种合法性外衣,就叫主权民授权威,只有它才能结束中国1911年后的权威危机。

多中心治理的双主体法权制,就是本书所谓的“大公天下”,其目的,可以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来表达:“既能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用我的话说,就是兼得规模与活力,远超尧舜,近赶美欧。

(摘自《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公天下》 吴稼祥 双主体法权 多中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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