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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古拉格的第一个劳改营

2013年04月11日 15:06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囚犯

首先,在监禁于索洛韦茨基的两类主要囚犯中,有一类囚犯起初根本就不参加劳动。这一类囚犯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以后陆续来到岛上的大约三百名社会主义者“政治犯”。他们来自彼得罗明斯克集中营、布特尔卡监狱以及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其它监狱,被直接送到索洛韦茨基修道院主建筑群以北几公里之外的一个规模较小的萨瓦捷沃修道院。在那里,索洛韦茨基的看守可以确保他们与其他囚犯隔离,因此他们无法以其热衷于进行的绝食和抗议影响其他囚犯。

最初,这些社会主义者囚犯得到了他们长期以来所要求的给予政治犯的“特殊待遇”:报纸、书籍、在带刺铁丝网里面的活动自由而且不必参加劳动。所有主要的政治党派——左翼社会革命党、右翼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分别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且在各自居住的前修道院的某一侧占用了一些房间。

在被捕于一九二四年的年轻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埃莉诺?奥利茨卡雅看来,萨瓦捷沃最初“根本不像一座监狱”,这使曾在莫斯科阴暗的卢比扬卡监狱关了几个月的她颇感意外。她的房间位于社会革命党一侧的女犯区,以前是修道士的单人居室。房间

明亮、整洁、刚被粉刷过,有两个宽敞、通透的大窗户。房间里光线充足,空气新鲜。窗户上当然没有装栅栏。屋子中间有一张小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沿墙壁放着四张床,床上整齐地铺着床单。每张床的旁边都有一个床头柜。床头柜上摆放着书籍、笔记本和铅笔。

就在她对牢房的条件惊讶不已时,有人用茶壶送来了茶水,还有盛着白糖的糖碗,她的室友解释说,囚犯创造如此舒适的环境为的是:“我们希望像人一样生活”。奥利茨卡雅很快得知,尽管有人患了肺结核和其他疾病,尽管食物总是不够吃,索洛韦茨基的政治犯却组织得很好,由各党派“资深人士”的房间负责贮存、烹调并分配食物。由于仍然具有特殊的“政治犯”身份,他们还被允许收取亲属和政治红十字会送来的包裹。虽然政治红十字会——一九二二年它的办事处被搜查,财产被没收——已经开始遇到困难,但是,与权贵关系密切的该组织领导人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仍被允许以个人名义向政治犯提供援助。一九二三年,她给萨瓦捷沃的政治犯运了满满一车厢食品。同年十月还往北方运送了一批衣物。

这是当时为解决因政治犯而产生的公共关系问题所采取的办法:或多或少给他们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又要使他们尽量远离其他囚犯。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苏维埃制度不会长期容忍任何例外。同时,虚假的表象也很容易被看穿——因为还有其他人,在索洛韦茨基还有大别的囚犯。“一踏上索洛韦茨基的土地,我们大家立即感觉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陌生的人生新阶段,”一名政治犯写道,“从与刑事犯的交谈中,我们听说了当局施加于他们的骇人听闻的管理手段……”

遭遇

不用那么大张旗鼓,索洛韦茨基城堡的主营区很快也塞满了身份不太确定的囚犯。囚犯的数量从一九二三年的几百人增加到一九二五年的六千人。他们当中有白军军官及其支持者、“投机商”、前贵族、参加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以及货真价实的普通刑事犯。对于这些同一个集中营的囚犯来说,要想得到茶壶里的茶和糖碗里的糖实在是太难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难以得到某些东西,却容易得到别的东西;尤其容易得到的是不合理的待遇——这已成为索洛韦茨基专设集中营“刑事犯”营区早期生活的特征——以及从到达的那一刻起就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不可预测的命运。前集中营囚犯兼回忆录作者鲍里斯?希里亚耶夫写道,在到达集中营的第一天晚上,他与其他新来的囚犯受到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第一任负责人A.П.诺格捷夫同志的问候。“欢迎你们,”诺格捷夫以希里亚耶夫所描述的“嘲弄”口气对他们说,“正如你们所知,这里没有苏维埃当局,只有索洛韦茨基当局。你们应该忘掉你们以前的所有权利。在这里,我们具有自己的法律。”正如许多回忆录作者所证实的那样,“没有苏维埃当局,只有索洛韦茨基当局”这句话将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被人提到。

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大部分囚犯都将同时体验到“索洛韦茨基当局”的玩忽职守和残忍成性。改为集中营的教堂和修道院生活条件原始简陋,而且几乎没有设法加以改善。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作家奥列格?沃尔科夫在通铺——实际上是许多人在上面躺成一排睡觉的宽木板(后面我们还将多次听到与通铺有关的故事)——上面得到一个位置。躺下之后,臭虫开始向他进攻,“一只接着一只,像蚂蚁一样。我无法入睡”。他走到屋外,立即被“成群的蚊子”团团围住……“我羡慕地看着那些在寄生虫的叮咬下酣然入睡的人。”

在主城堡营区之外,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按照官方资料,北方专设集中营在索洛韦茨基群岛设有九个独立的集中营,每个集中营又被分成若干营区。但是,还有一些囚犯长期被监禁在靠近林业生产区的森林里,那里的生活条件更为原始。后来成为俄国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的德米特里?利哈乔夫自认为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被分配到许多无名森林营区中的某个营区。他写道,他去过其中的一个营区,“结果因目睹那里的可怕情景病倒了:人们睡在自己挖的壕沟里,有时要徒手挖掘一整天”。

在外围的岛屿上,集中营中心管理部门对个别看守和营区负责人的行为的控制更加不力。囚犯基谢廖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安泽尔岛——较小的岛屿之一——上的集中营。由一名契卡人员万卡?波塔波夫管辖的这个集中营由三个营区和设在一座旧教堂里的看守指挥部组成。囚犯从事伐木劳动,不停地干活儿,中间不让休息,而且食物少得可怜。由于极度渴望休息几天,他们砍断自己的手脚。据基谢廖夫说,波塔波夫大量收集保存这些“珍品”并让来访者参观,他还对来访者吹牛说,他亲手杀害过四百多人。关于安泽尔集中营,基谢廖夫写道:“没有人从那里生还。”即使他的记述有言过其实之处,那它也表明,边远地区的集中营让囚犯真正感到了恐怖。

[责任编辑:何滨柔] 标签:古拉格 苏联 集中营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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