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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塞尔·霍耐特:个人关系中的”我们“

2013年04月12日 13:27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阿克塞尔·霍耐特

 

作者:阿克塞尔·霍耐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4

 

    200多年来,个人关系的广阔领地,从友谊一直到爱情,一直被看成是一个社会的地盘,在那里自由形成了一种自己特有的、很难形容的形式。席勒在“关于贫困和尊严”中就已说过,仅仅“爱情[……]就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在黑格尔那里,我们提到过他的一段重要文字,人们只有在友谊和爱情中间,才能够既是在别人那里,却又完全是在自己,出自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则有一种美丽的设想,在“现代友谊”中,两个主体不同的心灵力量,会通过一种“自由的游戏”而统一起来。即使在一些不太浪漫的思想家那里,如费尔巴哈(Feuerbach)或者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稍后也出现了一些思考,从而产生了这种思想:两个相互信任的个人关系,会在自我双方的尽善尽美中,形成一种自由的特别形式。还有无数的小说、叙述和戏剧,也都表现了个人的自由在爱情中以及通过爱情的升华,根本才能够得以实现的生活体验。
 
    所有这些哲学和文学的考虑,其实都只是社会深刻变化的一种真实返照,反映了当时生活世界的内在关系的变化;最初是在中产阶层,接着是在更广泛的社会人群中,个人的关系逐渐从经济特权和社会联盟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从而放开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在这种情感体验中,个人能够在另一个人中看到他自我实现的机会和条件。这就是说,从这时开始,“爱情”、“亲密”或“婚姻”,都有了一种根本不同于贵族时代或只是围绕着家庭劳动生活的形式:情人、朋友或妻子,现在相互间都只是一种有着性的欲望,尊敬或情感的联系,这种关系不管是在外部还是在它的内部,都有着一种纯粹自发的不受强制的形式。个人的关系,如当代社会所期望的,是一种在匿名性和孤独性中间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内在本性通过相互确认而找到了自己的自由。
 
    没有多久,这种新的社会形式,就成了有着可靠角色模式的持久机制。那些在18世纪后期就已被确认的个人关系形式,不仅有了稳定的实践网络,而且在网络的内部,每个成员都能比较有把握地知道,哪些互惠行为他们是可以相互期待的:那个时代对同性友谊的行动规则,是完全不同于对那些暂时还只是为异性亲密关系所设定的行动规则,而异性亲密关系的行动规则又大都是法律为婚姻和家庭关系设定严格规则的前身或旁支。当然,在实践的这些各不相同体系的边缘,总是有着一些难缠的边界划分问题,从而导致一些误解和文学上典型的角色冲突;另外,一些行动规则对男性的主体特别优惠,给予他们高度的权威权限和解释权,在当时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至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所有这些关系模型,都是按各自的目的来设定在它们关系之中的互补角色义务,这样就使得当事者可以通过相互间确认、支持和帮助在他们自己认为是重要的特性中实现自己;概括起来说,友谊具有可靠性和建议性信任的行动规则,在亲密的关系中,盛行的经常是一种交换规则,女性提供对方的性满足而得到经济—社会上的保证,统治家庭关系的规则是,永久的相互关怀和帮助。
 
    但是对当事者感情的这种单方面安排,造成了在个人关系中那些已经机制化的交往形式从没有静止过,总是承受着进一步片面化的压力。减轻这些关系的外界强制和社会职能,它们就能够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承载体的情感状态,也就会为主体表达自己的情感提供更大的空间;特别是女性,在她们私人冲突区域持续多少年的斗争中,总是不断试图把在结构上处于不利地位的需求,引入到既定的实践中去,以便让那些规则往对她们有利的方向转换。就是这样,在自由出现后2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个人关系完成了它的机制形态的改变和转换,个人关系改变和转换的意义,并不低于经济和社会结构关系改变和转换的意义;没有一种保留下来的社会形态,还有着最初的原貌;它们全都被拖入到一种不断加快的转换和重新定义的漩涡中去,随着对性别认同的改变,也改变了其他的角色模型。因此今天的个人关系领域有着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的形态;可以说不仅在西方社会,性亲密关系、婚姻和家庭中的机制框架,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开放;可以说在异质性关系模式继续存在的同时,公众也开始认可同性恋关系的模式;而且就是友谊,也在机制的结构中完成了重大的转换。
 
    必须有一个规范性重构,来勾画这些新的、刚刚形成的亲密关系和私人性的形态,这个重构的任务是,以个人关系来阐释社会自由的第一个领域;同时,它必须站在较高的视野平台上,在急速的转换中,识别出比较有持久性的角色模型,这些角色模式的互惠满足,可以帮助当事者体验他们各自实现主体互动的特性。要研究这些关系,最好是从在个人关系中机制含量最低的社会形式出发,也就是社会自由在友谊(友谊)中的运作;个人行为在这里以较弱和较少社会规范的方式,建立起一种持续的个人关系,相对于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和家庭关系(家庭)中相应递增的生理关系的内在价值,在友谊中人们则有着较多的距离。
 

友谊

在施莱尔马赫那里,他已经在他的道德讨论中对“古典”和“现代”友谊作出了区别,给予了我们第一个提示,他的提示是:即使是最不正式的关系,也不可能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机制。虽然在今天仍总是有许多人认为,友谊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不能算作是“机制”,因为它不具有一种自身再生产的结构,而是完全依赖于当事者对它的自我认同;友谊是否存在于一种具体的情况中,我们用那些反对意见的语言来表达,决定性的不是与既定行动规则的一致性,而纯粹只是两个相关人员自己的认同。但是现在已经有实验结果来反对这种看法,因为实验证明,即使在当今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仍能自然地区分“真正的”和“虚假的”朋友,区分“真实的”和“不真实的”友谊;实验不是以相互友好人员的某些自我想象,而是把随意交织在一起的实践,作为评判的标准。不仅是从外部通过第三者对友谊的评估,更多的是考察朋友间的内部交流,从而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即作为朋友的人各自都默默地把一定的行动规范作为相互交往的前提,如果相互关系出现了危机,因而必须克服这些危机时,作为友谊前提的行动规范就会成为主题;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相应的规则并不是简单地来自随着友谊而生长的自我解释,而是在友谊外部的社会中已经存在着的规则。因此可以说,友谊的行动规则是社会的机制,在友谊中,各方都拥有共同的对实践的知识,这些实践知识集中描述了,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去理解友谊的关系。一旦出现对这种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友谊规则的偏离,通常会被看做是友谊的危机,对相应规则的严重伤害,会被感受为是对友谊的终止。

“古典”和“现代”友谊的区别,用施莱尔马赫的话来说,使我们现在注意到一种机制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开始形成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关系形式。对于古典和中世纪友谊的事实状况,我们确实知道得很少,因此也就只能是多少提出些猜测。但有一点是相当肯定的,在那段历史时期,男人们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就有着更多的机会,在他们狭隘阶层的范围内,相互结交非正式的、被称之为友谊的关系,而妇女们则因为强加给她们的与庭院和住房的紧密联系,几乎完全被排斥在这种形式的友谊之外。在中世纪,上流社会男人之间的友谊已经具有一种礼节性的、以维护特权联盟为目的的特征;而在社会底层,男人之间的非正式社会关系,主要是建立在邻居和同事关系的形式上。所有这些男人的“友谊”联盟,由于受到政治或生意意向的限制,主要是建立在互惠的利益基础上,而相互的情感或尊重在这种关系中则自然在其中占有较少的位置;与此相应的是那些互补的角色义务,这些角色义务不一定是平均分配,而是根据所需解决的任务所设定的,但它在广义上会有益于对方。尽管亚里士多德赋予友谊以无私和以美德为基础等许多道德特征,可是一直到现代早期,男人间友谊的世界仍充塞着浓烈的唯利是图;即使是在社会上层,友谊也常常通过礼仪的形式隐含了相互的尊敬,但友谊主要还是用来建立一种社会网络,通过网络来达到帮助和保护的目的。

 

自由的权利由于在友谊中,个人无法独自酌情决定是进入还是退出友谊,所以友谊的机制,不能被看成是一种社会自由的领域;友谊不仅有着严格的阶层限制,而且在建立友谊联盟之前,人们就需要感受到相互之间有一种相同利益。当然,在社会底层肯定除了通常的友谊之外,也还有着伙伴友谊和同志情谊的形式;但这类友谊显然只具有个别的特性,无法得到文化或既定实践的支托,因此也不能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形式。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切都是在那个历史时刻之后发生的变化,即随着经济行动和资本市场所赢得的重要地位,也增长了对符合时代的个人独处空间的需求;正如艾伦?西尔弗(AllenSilver)所指出的那样,那时为缓解(男性的)市场参与者的商业压力以及作为一种与市场相对的平衡力量,所需要的没有商业气息、纯粹由“好感”和“情感”产生的友谊关系,才出现在苏格兰道德哲学的思想中。如果把这说成是友谊的思想或机制的诞生,可能会有些问题,但是弗格森(Ferguson)、休谟(Hume)、哈奇森(Hutcheson)和亚当·斯密(AdamSmith)都把艾伦?西尔弗的著作,看做是现代形式的友谊的奠基文献。因为这里第一次以体系的形式表达了关于友谊的思想,也就是在家庭关系的同时,还可以有社会关系的第二种形态,在社会关系的第二种形态中,主体也只是出于情感和吸引而相互建立联系。

友谊作为一种对立于商业社会的社会关系形式,对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力的巨大,我们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就能看到,只是几十年后,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对它作了几乎相同的思考;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在他们的著作中把友谊作为一种独特的关系结构来探讨——这是常常出现的,他们虽然也会有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的道德特性在眼前,但更是想着那个苏格兰人的那些已经成为基本实践的道德哲学思想。与他俩的思想相同的,自然是浪漫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中,友谊很快升华为在“爱情”之外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关系形式;但就是在这里,友谊独特的特性也不是仅仅来自经典文化作品,也是采集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有了初步轮廓的社会实践。在欧洲那些国家,这种新思想的机制转换这时已经不可抑制,在智识生活的中心,到处都开始建立男人间的关系,一种排除经济算计和利益,以公开的情感和相互补充为基础的关系。但是我们也不应过高估计这种变化了的对友谊的理解在社会上的传播,因为它最初只是一些受教育层次的人的专利,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行使一种以信息交流为主和强调情感的两人关系。但是这些最初的实验,典范地打破坚冰,开辟道路,创立了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关系形式:主体教育自己,要相互接受督促自己积极参与生活历史应变,调整对待别人态度的角色。这种两人关系形式的新意在于,这里不仅表现出与别的同性有一种理解和情感的意愿,它直到现在最多只是在家庭和亲戚中才被看做是自然而然的事;并且个人的感受和立场在这里一下子成为对话的内容,而以前在公开场合从来就没有过。在这类实验的地平线上,“浪漫的”友谊试图逐渐以角色模式和实践,在另一方友好的关注和反射中,使自己个人的情感,经历一种直接的社会生活,体验到自己个人自由的升华——因此而形成了现在通行的友谊和自由的联盟,斯莱尔马赫所提示的感受能力的相互自由协调,也因此而成为两人关系的一种新的形式。

但是友谊的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用了150年的时间,才越出狭隘的知识分子圈子,进入到各个民众层次,成为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浪漫主义思潮兴盛的几十年后,同性(女性或男性)共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重大变化,就是同性知己的构想在逐步扩展的变化:年轻的姑娘和未婚妇女也开始在19世纪为自己找到了这种新的交往形式,她们在寄宿学校和教育机构结交了称之为“心心相印的友谊”,为她们提供了相互交流情感心态的空间;在那些只有男人才能加入的团体中,大都是些经济和政治利益组织,现在除了正式的业务关系,也开始不断发展相互信任的两人关系,甚至有时也能谈论些个人的私事。当然,友谊在社会中扩展的进程,自然也会有曲折,也会遇上它自己的界限,因为男人普遍不愿对别人谈论自己的情感和感受;直到今天,在各个不同社会层次里占有主导地位的仍是几百年来流传给我们的、那些强壮的能够自我控制情感的男人形象,这也使得他们即使在他们的同性面前也羞于袒露纯粹个人私事的情感和自己的不安全感。

当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不仅为男性也为女性,都排除了表述自己生活目的的心理和社会障碍以后,现代的友谊理想,才能完全作为机制化了的实践得以承认。如果我们把主体在社会中广泛而又普遍解除心理障碍的时间,定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史时期,可能是不会错的,那时随着大多数西方国家开始的经济繁荣的浪潮,也出现了一种迅速个人化的进程;在那之前,男人在家庭、战争和经济中都占有统治地位,传统的性别角色,虽然给予双方个人自我认知的空间都较少,但基本上仍是完好的,而战后则在那个地方冒出了很开放并且充满情感的对自我认同的设计。可以猜测,也许这就是在西方社会中出现纯洁的个人友谊的伟大时刻;从那时开始,不管在哪个社会层次,不管男女,人们都具有了文化上的能力,在相互间实践那个早就存在着的充满信任和友谊的两人关系的这种社会形式,不抱任何私利地参与到另一个人的生活命运中去。直到最后也渐渐撕去了那些以前只允许在同性中建立友谊的社会标签;男女间近距离的私人关系,现在也不会再有什么尴尬和诽谤,完全可以按自己的心愿伸展到人生的任何阶段。

自那以后,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友谊成了各个阶层都运用的私人关系形式;虽然它还没有完全去掉传统的有着性别特色的男人伙伴关系或利益联盟的色彩,但在总体上只有当它没有任何目的,只是纯粹出于对对方的关心的时候,才被认为是“合适”或“真实”地实现了规范的基本模式。建立在苏格兰道德哲学设想的社会关系之中,通常在青少年期就学会的友谊的角色义务,虽然没有任何法律制约,但仍然具有机制性规范的特性:主体自觉地把握规范性规则,他们懂得在“真正的”友谊中,相互有责任对另一个人生活中的忧愁和决策需要,给予一种持久的关注;对于朋友的真心话要经得起信任,不经当事人同意,不去传播给第三者;在有个人危机时,以建议和关怀给予互相帮助;即使暂时还不理解朋友(不管男女)的私人决定,仍能一如既往地关心对方。友谊要服从的就是这些定义模糊、经常需要解释的行动规则。在正常的情况下,如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知道的那样,友谊的前提,是一种互惠的尊重。它不是一种简单地对另一个人外在可感受的生活成就表象的尊重,而是对一个人以动机形式深藏在表象后面的那些道德视野和道德决定的尊重——因为个人实现自己生存的行为方式,而使朋友们相互认为对方是值得尊敬的。

出于对友谊的这种“道德”特性的考虑,近年来有着一系列的尝试,在总体上把友谊的意义说成是一种成功生活的条件,并且特别强调它的道德教育意义。在第一种情况中,是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起新的作用,按他的理论,没有私己利益的友谊是一种个人美好生活的前提,因为它在相互自愿的共同商讨中,为各自对自己的生活决策提供了一种反思性考察和验证的机会;正是在一个日益自主化的时代,经常是这么强调的,需要一种持久友谊作为社会平衡,内在于友谊之中的询问机制,可以避免出现那些纯粹个人的善意取向却带来相反结果的错误。在第二种情况中所涉及的友谊的道德价值的问题,如今已经有着广泛的一致性看法,与他人的一种十分信任的紧密关系,会对自己形成一种温和的求知压力,人们会在这种压力下不断地使自己原有的道德原则去适应个别情况下的现实情景,因而摆脱了固执僵化;在社会化理论的观点中,常常强调皮亚杰(JeanPiaget)的理论:在同伴中的友谊,为儿童和青少年学习道德义务和原则的社会意义,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机会。但这一切都是些自发的考虑和看法,实质上一点也没有靠近我们的问题——友谊今天的实践形式,有多大的程度表现为社会自由的第一种机制领域;在当代宽容气氛中被看成是符合规范,并且极自然运作着的两人的私人关系,可能会从各种角度帮助个人实现他的生活;但是这仍然还远远没有说明,为什么个人能在友谊中看到他自己自由的一种社会体现。

这里的关键是,现代友谊特别让一个人把自己的意志作为一种经历,渴望向朋友倾诉自己具体的想法,打开心扉,去除内向。具有互补性的角色义务,决定了今天社会的友谊实践,有了朋友就能袒露心扉,就有了公开说出自己的情感、观点和意图的听众,因此也就没有了无处可叙心事的孤寂。我们在与朋友谈话和聚会中体验到自己意志的“解放”,是这么自然而然,以致我们几乎不再使用自由这个词,其实只有用自由才能解释,我们在友谊中最初和最重要的是寻找些什么,它在我们社会生活内部究竟有着怎样的位置。由友谊的关系构成的机制形式,有着前反思的特性,即双方都还没有进一步讨论各自的愿望,还没有把自己的情感和观点无保留地向对方倾诉;这时,在每个人潜意识里的角色义务,就会冒出来干预,它使相互间有一种信任和安全感,即使是最怪异和最不合情理的愿望也会被对方严肃对待,并且不会被出卖。向朋友倾诉的那种既是愿意敞开心扉,又是期望得到关怀的体验,使友谊成为社会自由的一种心理归宿:个人可以和应当在友谊中,将他特有的经历向另一个人坦然倾诉,打开往常不言而喻必然要坚守的心中的城府。因此,在另一个人那里却又在自身之中,意味着在友谊中,当自己的愿望还不清晰只是突然冒出来的时候,就能不怀戒心轻轻松松地向另一人述说。

当然今天肤浅地把主体的个人生活与友谊的价值连接起来,也可能不是这种自由的形式,而是另外一些动机,他们今天站立在一起,可能只是为了在生存的极端情况下,得到一些私人决策的咨询,或在共有的权益中享受扮演一种强者的乐趣。赢得自由,是可以毫无顾忌地述说自己的感情和经历,它的特点是可以说说自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感受;这种感受完全来自于无意识之中,因此也不是特别容易用语言来表达,但却又间接地表现出个人突然放松,无忧虑和随意的情感心境,这就是典型的朋友间的信息交换。可以说,即使在那些围绕特殊感受的小说中,也不会对这种解放和释放感受有更多的描述了;人们常希望能在小说中寻找出证据以帮助证明,现代友谊的核心是自由的一种前所未知的形态。但是这种现象学上的不可把握性,应该不妨碍我们仍然坚守苏格兰道德哲学和浪漫主义思潮的明智,在18世纪开始的摆脱了利益权衡的友谊机制中形成了一种主体互动自由的特殊形式:另一个人在这里不是被限制,而是个人自由的条件,因为他作为可信任的互动伙伴,给予他的朋友一种机会,越过心理界限,表达自己的愿望,从而构成了道德自我认知的一种“公开的”空间。如同在所有相关的机制中,因此也在友谊中,要想赢得自由,就必须接受赋予保障自由实践稳定性的互补角色义务;懂得自己有义务对朋友行使共同适用规则的道德立场,在这里是自由不可或缺的前提。

最近一些年来,总是有一些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猜测,认为如今鉴于不断递增的个人化和业绩压力,特别是个人友谊的社会形式的生存遭受到了威胁:比如要求社会成员不断提高职业竞争能力,个人必须有提高业绩的愿望,比如工作的灵活性成为日常强制,个人只能偷偷地为自己的前程做些准备,那么在那些地方也就不可能有个人相互参与的无私利性,而这恰恰是维护充满信任的友谊所不可或缺的。可是要想对这些怀疑性的诊断,作出令人信服的实验性考查,却又是件不容易的事;有效检验这类主题的方法实在是少得可怜,所以只能在总体上依靠对日常生活聪明的普遍观察,或者依靠对时代有着敏感诊断的艺术作品。如果观察我们前面提及的那些现象,我们就会非常明确地看到一种倾向,强调友谊是一种为私己利害所用的关系,是一种抱着利己利害的目的而特意去网络关系。但近期有一些实验性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显示,社会成员在今天的社会中仍把握着充满信任的友谊规则,一旦这些规则受到伤害,也就会作出相应的非正式惩罚的反应:就如在不远的过去,在今天显然也是,如果把友谊关系私己利害化,就违反了友谊的规范实践;并且也如过去一样,朋友间相互有着诚意关心对方的义务。研究表明,那些偏离这些社会规范的私人关系,严格来说通常就不再称为是“朋友”了;对于那些有着利害关系的私人关系,有一些另外的词汇,从“酒肉朋友”、“裙带关系”一直到纯粹的“工作关系”。实际上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现代朋友机制的稳定性;在我们今天所有的私人关系中,在个性化和灵活性的迅速进程中,友谊可能是最具有持久性的关系。与以往相比,这样的友谊更是超越了各个阶层的界限,它几乎没有种族的距离,也越来越不受地方和地点的限制,在今天民主时代的所有道德中,它是最具有民主要素的道德关系。

 

亲密关系

我们今天能够把亲密或爱情关系看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关系,是近期刚刚暂时停止了的个人关系分化进程的结果。我们已经认识的爱情,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是在机制化的形态中唯一的一种以性的欲望和相互的情感为基础建立的个人关系形式。那时已有了较大变化的男女关系,导致人们逐渐接受以热烈的爱慕关系,作为选择性伴侣的准则。但是这种新的关系模式能够以完全“民主化”的意义,也就是不仅是为异性恋者,而且也为同性恋者,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为相爱的人们提供一种同等的机会,还必须要再等待200年的时间;今天,亲密关系的机制已经远远脱离了婚姻和家庭,它对于所有社会成员来说,只要不想相互有一种受国家制约的长期性责任,不管有着怎样的性意向关系,都是一种合法的关系形式。

在18世纪结束前的那一历史时间段里,只要说起亲密关系,可能已经有一种概念的误解。当然即使在古代和中世纪也有着强烈的爱情关系,风流逸事和同性恋,但是没有某一种机制模式能够表现这种出于情感或相互吸引的情侣关系的亲密和坦诚;这些关系被人们看成是需严格调整的例外,或是对正式规则的偏离;当时社会对性关系的预先设定是,它只能在社会合法婚姻的两人关系中进行,有着严格的阶层限制,并且以家庭长辈的经济权衡为基础。即使进入17世纪以后,对于欧洲的富有阶层来说,父母们都忙碌着为女儿或儿子寻找结婚的对象仍是很自然的,只是出于对整个亲戚关系长期利益的算计,而根本不顾及儿女们的情感和谐或个人幸福;所以对那个时代的男女关系,使用“亲密关系”这个概念,不仅是很有问题的,也会使人误入歧途;不管怎样,“亲密关系”毕竟是以一个能够相互感受个人情感的空间为前提的。

在总体上可以这么说,莎士比亚的爱情十四行诗和他的悲剧《罗密欧和朱丽叶》,是最早表现这种渐进变化着的婚姻爱情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他的新意是,绕开现实社会通行的实践,以诗一般的语言,来赞颂当时新兴起的那种充满激情的情感关系。在17世纪的进程中,当不断有一些可以实验爱的激情或情感关系的小小空间的时候,至少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贵族家庭中,似乎出现了一些这类关系的变革。但是公众社会对这些解放的尝试,仍然抱着严厉的拒绝态度,打开那个时代流行的建议、医学小册子、宗教布道等一些书籍或文字,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拒绝态度;绝大多数民众仍然认为,在结婚后方可实施的性行为,必然在作为当事者的男女间,形成一种他们所要求的和谐和稳定的关系。因此,就如现代充满信任的友谊,现代以感情为基础的爱情关系,直到18世纪末,并没有表现为一种社会机制化的进程;在这段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中,几乎已经有了所有认可现代社会决定性的文化前提,在社会上层中也开始认为,只有相互的情感才允许作为男女婚姻关系的合法基础。同时也开始把这种性和男女之间关系的新的理解,与个人对自己自由的构想连接在一起:与以往的婚姻关系相比,个人现在在不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以他个人感情选择的人生关系中,不仅应该更自由些;而且除此之外,这种自由选择的男女关系自身,现在也被看做一种社会性的努力,它是个人实现自己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试图指出,在纯粹以感情建立的婚姻中,这两个统一起来的人的需求,可以达到各自都希望的发展,因而在这种“自由的”互动中,体验到自我实现;除了黑格尔,当时还有许多人也有与他相似的看法;可以追溯到荷尔德林(Hlderlin),他的统一哲学甚至捍卫这样的思想,即只有在爱情中,才能完全实现人的自由,因为这里一个人为另一人提供了一种无限制的自我实现的机会。

当然,那个时代的这种理想主义,在市民婚姻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自由的硕果,妇女们由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性别归属性,很少有机会能够自由和任意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众所周知,按既定的机制性角色分配,妇女有在家实施家务和儿童教育工作的义务,而男人则有特权,在外从事公众性的社会工作,因而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除此之外,这种古老的婚姻形式在19世纪,也有了它新的扩展,即形成了一种半公开的妻妾机制,它使富裕社会阶层的男人,在所有当事者的容忍下,有机会将他们的性需要在婚姻之外得到满足;无数这种类型的小说(故事大都发生在法国省城),描写了一些来自贫穷家庭的独身妇女,怎么通过与富有男人之间的交换——给予男人们以性的满足,换来物质上的生活资助——而有了一种稳定的,甚至令人羡慕的生活。在总体上,19世纪是一个典型的历史过渡时期,那时的新的关系模式虽然已经社会机制化了,但还没有按规范性原则所要求的,转换为日常生活实践的经验:性的关系,从父母利益算计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受相互感情的决定,但却又只能正式地置身在婚姻的法律框架内,因此也只是保留了异性的婚姻实践;但还根本没有黑格尔和他的同时代人,在赞美这种男女间的新关系时,所关注的那种主体互动的自由。只是刚刚成为机制原则的平等和自由的亲密关系,至少使得那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情感,反叛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关系原则;那个时代对后人有着巨大影响的小说,又一次聚焦在女性的这种自我解放的努力上。

将这种已经机制化了的“浪漫”爱情的原则,也应用到女性和性倾向的少数派中去的尝试,在20世纪导致了这种纯粹由爱情决定的、不受国家限制的亲密关系机制的不断民主化。两次世界大战延缓了这种解放的进程,灾难事件过后留给人们的心理创伤,造成了一种有利于按以往男性占主导地位实践的民众情绪和心态;因此在20世纪的20年代和50年代这两个历史时期,一切有着男性权威和强制的民间婚姻再次盛行,当然在社会的基础和在法律之外,却也已经开始确立许多其他的亲密关系——同性恋者非法地在一起生活,男人和女人组成非婚姻的生活共同体,婚外恋的关系现在也更多的是由女性主动出击。但是这一切关系,都只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阻碍解放进程影响的最后消失,以及西方的经济繁荣加速了个人化之后,才沉淀为机制化的实践,并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合法组成部分。从60年代开始,在为争取表达自己需求和自我认同构思有更多社会空间而出现的社会争斗和冲突中,妇女和性倾向的少数派推动了一系列法律和道德的改革,这些改革在总体上改变了人们对婚姻、家庭和性的立场和观点:避孕的合法化,以及社会因为避孕药而更民主化;大多数西方国家对同性恋从禁止改变为容忍;妇女不仅在法律上获得了与男人同等的权利,而且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家庭跻身于社会性工作领域;由于国家干预的消失,离婚也容易多了,并且可以没有任何麻烦地再婚;对婚前或婚外性关系的禁忌开始崩溃,社会给予了这种尝试性的性行为最大的容忍空间。最后是家庭和学校也改变了教育方式,更关注孩子的权利和意愿,几乎完全废除了肉体惩罚。这些在法律和文化上的变革,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性革命”,但我觉得最好还是与这种说法保持一些距离,宁可把这些变革理解成普通核心家庭一种渐进的机制解构的开始,这种渐进过程的终点是亲密或爱情关系机制的自我内化;这种来自性和情感动机的主体互动关系,远远脱离了家庭共同生活和孩子教养的机制综合体,它已经是一种完全独立的社会实践体系,是一种在原则上对每个成年的社会成员都开放着的实践体系。

 

[责任编辑:吴珂] 标签:阿克塞尔·霍耐特 自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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