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20世纪的两大极权罪行:纳粹集中营和苏联“古拉格”

2013年05月05日 22:05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书名:《古拉格:一部历史》

作者:[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译者:戴大洪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3

凤凰网读书频道独家授权连载内容,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如果古拉格是苏联和俄罗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它也是欧洲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苏联不是二十世纪唯一一个产生了极权主义社会制度或者建立了集中营体系的欧洲国家。将苏联劳改营与纳粹集中营进行对比并非本书的目的,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随便就能忽略的。两种集中营体系大致于同一个时期建立在同一块大陆上希特勒听说过苏联的劳改营,斯大林也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经历并描述了这两种集中营的囚犯大有人在。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两种体系具有某种亲缘关系。

首先,它们具有亲缘关系是因为,纳粹制度和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均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接踵而至的俄国内战的野蛮经验。战争期间工业化手段的广泛运用在当时引起了知识界和艺术界的强烈反应。可是,几乎没有人——当然,数百万名受害者除外——注意到工业化监禁手段的广泛运用。从一九一四年起,交战双方开始建造遍布欧洲的拘禁营和战俘营。一九一八年,在俄国领土上有二百二十万名战俘。新技术的应用——批量生产枪炮、坦克甚至带刺铁丝网——使得建立当时这些以及后来那些集中营成为可能。实际上,首批苏联劳改营中有一些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俘营基础上建立的。

苏联劳改营与纳粹集中营具有亲缘关系还因为它们共同属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出现的更加广义的集中营史。说到集中营,我指的是为关押那样一些人而设立的监禁营: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不像刑事犯监禁营或战俘营,集中营是为某一特定类型的非刑事平民囚犯建立的,他们如果不是某个“反对派”的成员,至少也是因其种族或可能的政治见解而被认为对社会充满危险或对社会无关紧要的某一类人。

根据这一定义,第一座现代集中营并非建于德国或俄国,而是一八九五年建于殖民地时期的古巴。那一年,在努力平息了一系列当地人的暴动之后,西班牙帝国开始制订一项重新集中政策,打算把古巴农民迁离他们的土地,“重新集中”在营地里,从而使暴动者失去食物、保护和支持。一九○○年,重新集中这一西班牙语词汇已被翻译成英语,并被用来描述南非布尔战争期间由于类似的原因而开始实施的类似的英国计划:为了使布尔人战士失去保护和支持,布尔人居民被“重新集中”在营地里。

从那以后,这一概念在更大的范围蔓延开来。例如,由英语的“集中营”翻译过来的концлагерь这个词首次出现在俄语中,这似乎应当感谢托洛茨基对布尔战争史的熟悉。一九○四年,德属西南非的德国殖民者同样采用了英国模式,只是稍微作了一点改动:在把该地区的土著居民——一个名叫赫雷罗的部族——关押起来之后,强迫他们为德国殖民者劳动。

在最初的这些德国-非洲劳动营与三十年后建立在纳粹德国的那些集中营之间,存在着某些奇妙而神秘的联系。例如,由于这些南部非洲的劳动聚居营地,一九○五年,Konzentrationslager一词首次出现在德语中。德属西南非洲的首任帝国地方长官是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戈林的博士,他是一九三三年建立第一批纳粹集中营的赫尔曼·戈林的父亲。德国首例关于人类的医学实验也是在非洲的劳动营里进行的:约瑟夫·门格勒的两位导师特奥多尔·默利松和欧根·菲舍尔对赫雷罗人进行了研究,后者试图证明他的白色人种优越论。但是,他们在信仰方面并无与众不同之处。一九一二年,一本德国畅销书《德意志思想在世界》宣称,

总之,没有什么可以让明智的人们相信,对于人类的未来,保护南部非洲黑人部落比欧洲列强和白人种族的扩张更重要……只有当土著人在优越种族的帮助下学会生产有价值的东西之后,才能说他们在道德上拥有了存在的权利。

当这种理论被如此罕见地明确表达出来时,类似的观点常常隐藏在殖民地传统行为的表面之下。可以肯定的是,殖民主义的某些方式既充实了白色人种优越的神话,又使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使用暴力合法化。因此可以说,一些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腐朽经验帮助铺设了通往二十世纪欧洲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不仅是欧洲的极权主义: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后殖民地国家的现实范例,像其殖民主义主子所曾做过的那样,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开始囚禁批评他们的人。

曾经相当成功地在其东部边境地区征服了本国土著民族的俄罗斯帝国也不例外。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次宴会上,安娜的丈夫——他是负责“土著部族”事务的官员——大谈优越文明同化低劣文明的必要性。像所有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一样,布尔什维克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俄罗斯帝国对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楚克奇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征服。他们——对被压迫民族命运的兴趣完全是在其他方面的这些人——对此并不特别在意这一事实本身,预示了某些与他们没有表明的设想有关的事情。

不过在当时,欧洲集中营的发展并不需要具有完整的有关南部非洲或东西伯利亚的历史意识:某些种类的人比其他种类的人优越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足够普及。而且,在极其深刻的意义上最终把苏联劳改营与纳粹德国集中营联系在一起的恰恰也是这一概念:两个政权都是通过划定他们将要大规模迫害并消灭的“敌人”或“劣等人”的种类而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在纳粹德国,第一批攻击目标是残疾人和智障者。后来,纳粹把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特别是犹太人集中起来。在苏联,受害者最初是被指控为前政权支持者的所谓“旧人员”,后来则是“人民的敌人”。后者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不仅包括被现政权视为政敌的那些人,而且包括一些特定的民族群体和种族,只要他们(由于同样含糊不清的原因)看上去似乎对苏维埃国家或斯大林的权力构成了威胁。在不同的时期,斯大林大规模逮捕了波兰人、波罗的人、车臣人、鞑靼人和——在他死去之前——犹太人。

虽然这些种类并不全是任意划定的,它们也不全是一成不变的。半个世纪以前,汉娜·阿伦特写道,纳粹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均设计了“目标反对派”或“目标敌人”,他们的“身份根据现实情况而变化——因此,在一类人被消灭之后,立即向另一类人宣战”。基于同样的原因,她接着写道,“极权主义国家警察的任务不是发现犯罪,而是随时准备在政府做出决定时立即逮捕某一类人”。问题再次回到了原处:人们被逮捕,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集中营 古拉格 纳粹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商讯

一周图书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