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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两大极权罪行:纳粹集中营和苏联“古拉格”

2013年05月05日 22:05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在两个社会里,集中营的产生实际上是将这些目标敌人非人化的漫长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一过程首先由辩术开启。在其自传《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描写了他是如何猛然意识到犹太人应当对德国的问题负责、社会生活中“任何可疑的事业、任何丑恶的形成”都与犹太人有关的:“把探测刀放在这一类脓包上,在突如其来的光线照射下,人们就会立即发现通常看不见的卑鄙的犹太人,像正在腐烂的尸体上的蛆虫一样……”

列宁和斯大林也是首先指责“敌人”造成了苏联经济的无数次失败:他们是“破坏者”和“怠工者”以及外国势力的代理人。从逮捕的浪潮开始泛滥的三十年代后期起,斯大林把这种辩术发展到更为极端的程度,他把“人民的敌人”贬为害虫、垃圾、“有害的杂草”。他还说他的反对者“肮脏下流”,必须“不断进行清洗”——这和纳粹把犹太人与害虫、寄生虫、传染病的概念联系起来的宣传手法如出一辙。

一旦把敌人妖魔化,他们就立即着手煞有介事地将其合法地孤立起来。在被实际驱赶到一起并被送进集中营之前,犹太人先被剥夺了德国公民身份。禁止他们担任公务员、律师和法官;禁止他们与雅利安人结婚;禁止他们上雅利安人的学校;禁止他们悬挂德国国旗;强迫他们佩戴大卫王之星的黄色标志;他们还在街上遭到殴打和侮辱。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敌人”实际被捕之前,他们同样在公众集会上受到例行的羞辱;失去工作;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厌恶他们的配偶与他们离婚;愤怒的子女谴责他们。

在集中营里,将敌人非人化的做法变本加厉更为极端,这既有助于恐吓受害者,又增强了加害人对其行为合法性的信心。在对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所进行的长篇访谈中,采访者吉塔·塞雷尼问施坦格尔,为什么在杀害集中营的囚犯之前还要殴打、羞辱他们并且剥去他们的衣服。施坦格尔回答道,“为了使那些必须实施这些行为的看守保持状态。为了使他们能够继续采取他们已经采取过的行动。”在《恐怖的秩序:集中营》一书中,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佐夫斯基也证明,纳粹集中营囚犯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毫无遗漏地体现在集中营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同样被撕破的衣服,到隐私被剥夺、到粗暴的管理、到不断产生的死亡预感。

在苏联的劳改营体系中,将犯人非人化的做法同样是在逮捕那一瞬间就开始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接着是把犯人的衣服扒光并且剥夺他们的身份、不许他们与外界联系、对他们拷打、刑讯并且——在他们经受过所有的考验之后——对他们进行荒唐的审判。根据苏联特有的一种非人化的新花样,犯人被有意识地“逐出”苏联的社会生活,不许他们称别人为“同志”,而且从一九三七年起,无论他们表现得多么出色或者工作多么努力也不许他们获得令人羡慕的“劳动突击手”称号。据许多囚犯说,悬挂在苏联各个家庭和办公室里的斯大林肖像,几乎从来没有在劳改营和监狱里面出现过。

这并不是说苏联的劳改营与纳粹的集中营完全一模一样。正如任何具有纳粹大屠杀常识的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将会发现的那样,苏联劳改营体系内的活动在许多方面与纳粹集中营体系有着微妙而明显的差别。日常生活和劳动的安排有所不同,看守和惩罚的方式有所不同,宣传手段有所不同。古拉格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因此经历过相对残酷和相对人道的不同时期。纳粹集中营的历史比较短,因此几乎没有变化:它们只是变得残忍更残忍,直到被撤退的德军清理或者被涌入的盟军解放。古拉格同时包括各种各样的劳改营,从科雷马河流域的夺命金矿到莫斯科郊外的“豪华”秘密研究所——囚犯科学家在那里为红军设计武器装备。虽然纳粹体系也有不同类型的集中营,但是范围却要狭窄得多。

我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的两种差别是两个体系的主要不同点。第一种差别是,苏联对“敌人”的界定通常要比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界定模糊得多。除了极少数异乎寻常的例外,在纳粹德国,没有什么犹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份,没有哪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会头脑清醒地指望幸免一死,而且所有犹太人始终具有这种认识。当数百万苏联囚犯担心他们可能会死——而且数百万囚犯已经死去——的时候,并没有哪一类囚犯必定会死。有时候,某些囚犯可能由于从事相对轻松的劳动而改善了自己的命运,例如工程师或地质学家。在每一个劳改营的内部,都存在着囚犯的等级制度,有些囚犯会以损害他人为代价或者在他人的帮助下往上爬。另外,当古拉格因妇女、儿童和老人感到自身负担过重时,或是当需要士兵上前线去打仗时,它会大规模特赦释放囚犯。各种“敌人”不分类别因身份改变而意外受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九三九年,斯大林逮捕了几十万波兰人,然后,在一九四一年,当波兰和苏联临时成为盟友时,斯大林又把他们从古拉格里释放出来。相反的情况也是事实:在苏联,害人者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古拉格的看守、管理人员、甚至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也会被捕然后发现自己也被判处在劳改营里服刑。没有哪一棵“有害的杂草”总是有害的,换句话说,没有哪一个苏联囚犯群体始终生活在不断产生的死亡预感之中。

回到前面,正如将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越来越清楚的那样,第二种差别是,按照创建古拉格的那些人的——无论是私下表达的还是公开宣传的——考虑,古拉格的主要目的在于经济。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人道的。在古拉格体系中,对待囚犯就像对待牲口或者成堆的铁矿石一样。看守随意驱使他们,装上或者卸下牛车,掂量权衡他们,如果看他们可能有用就给他们吃的,否则就让他们挨饿。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他们是具体化和商品化的被剥削者。除非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生命在其主人看来毫无价值。

不过,他们的遭遇与犹太人以及被纳粹送往特别集中营的其他囚犯的遭遇完全不同。这些特别集中营不叫Konzentrationslager而叫Vernichtungslager——实际上根本不是“劳动营”而是死亡工厂。有四座这样的集中营:贝乌热茨、海乌姆诺、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包括劳动营和死亡营。关进这些集中营之后,将对囚犯进行“挑选”。极少数囚犯被送去强制劳动几个星期。其余的则被直接送进毒气室,在里面遭到杀害之后立即被焚尸灭迹。

就我所能确定的而言,纳粹大屠杀高峰时期所采取的这种独特的杀人方式并没有对应的苏联模式。准确地说,苏联采用别的方法对其数十万公民进行大屠杀。一般情况下,当局在夜间把这些公民驱赶到森林里,让他们一排排站好,接着向他们的头部开枪,然后把尸体埋进事先挖好的万人坑,地方通常靠近某个集中营。这是一种在“工业化”程度和隐匿死者身份方面均不亚于纳粹手段的杀人方式。关于这个问题,也有苏联秘密警察使用废气——毒气的早期形式——杀害囚犯的记述,与纳粹分子早年所为如出一辙。在古拉格的劳改营里,通常也有囚犯并非死于抓人者的屠杀,而是死于严重的效率低下和玩忽职守。在某些苏联劳改营,在某些时候,死亡实际上肯定会落到那些被挑选出来在冬天的森林里伐木或者在条件恶劣的科雷马金矿干活儿的囚犯头上。还有一些囚犯被锁在单人禁闭牢房里冻饿至死,或者躺在没有取暖设施的医院里得不到治疗,或者被随意地以“企图逃跑”为由直接开枪打死。不过,作为一个整体,苏联的劳改营体系并没有被蓄意安排大批生产尸体——即使有时它这样做过。

这是一些微小的差别,但是它们并非无关紧要。尽管古拉格和奥斯维辛的确属于同样的认知和历史传统,然而,它们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政权所建立的集中营体系之间都是独立有别的。一般说来,集中营的概念足以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情况,不过,即使是对涉及多种文化的集中营历史所进行的表面研究也会显示,具体的细节——如何安排集中营的生活、集中营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它们如何逐渐严格或松懈、它们如何保持残忍或开明——取决于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政权。对于那些被监禁在带刺铁丝网里面的人来说,这些细节对于他们的生活、健康和生存至关重要。

实际上,在阅读关于两个集中营的幸存者的记述报道时,受害人的不同遭遇比两个集中营体系之间的区别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每个故事都有其独特的内容,每个集中营让不同性格的人产生不同的恐怖感。在德国,你可能死于残忍;在俄国,你可能死于绝望。在奥斯维辛,你可能死在毒气室里;在科雷马,你可能冻死在雪地上。你可能死于德国的森林或者西伯利亚的荒原,你可能死于一次矿井事故,你也可能死在运牛的火车上。但是归根结底,你的人生经历是你自己所独有的。

(摘自《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集中营 古拉格 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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