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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和审判:进入“古拉格”的唯一必经之路

2013年05月06日 10:30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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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古拉格:一部历史》

作者:[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译者:戴大洪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3

凤凰网读书频道独家授权连载内容,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听到最近有人被捕,我们决不会问“他为什么被捕?”但是我们属于例外。大部分人非常害怕,他们询问这个问题只是为了给自己一点希望;即使别人由于某种原因被捕,接着他们也不会被捕,因为他们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们争着想出绝妙的理由,证明每一次逮捕的合理性:“喂,她其实是个走私犯,你知道吗”,“他做得实在太过分了”,或者“果然不出所料,他就是个惹事的人”,“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有鬼”,“他根本不是我们这样的人……”

这就是我们不问“他为什么被捕?”这个问题的原因。

每当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受流行风气的传染问起这个问题时,“为什么?”阿赫玛托娃总会愤愤然地喊道“你怎么还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

——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一线希望》

上面这位被另一位诗人的遗孀所引用的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说得也对也不对。一方面,从二十年代中期——苏联的镇压机器当时已经正常运转——开始,苏联政府不再不给理由或者解释就从大街上抓人并把他们投入监狱:这要经过逮捕、调查、审讯、判刑等程序。另一方面,将人逮捕、审讯和判刑的那些“罪名”荒谬绝伦,而且调查取证的程序极不合理甚至荒诞离奇。

回想起来,这是苏联集中营体系的一个独特之处: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集中营的囚犯是通过某种法律程序送进来的,尽管并不总是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纳粹占领欧洲时期,没有人审判犹太人,而苏联集中营的绝大多数囚犯却是受到审讯(无论多么草率)、审判(无论多么像闹剧)之后被定罪的(即使这用时不到一分钟)。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依照法律作出的判决是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那些人工作动力的一部分,也是以后在集中营里控制着囚犯生活的看守和管理者的工作动力的一部分。

但是我要重申:苏联镇压体系合法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合理。相反,与一九一七年相比,一九四七年准确地预言什么人将会被逮捕变得更加不容易。诚然,猜测谁可能被逮捕成为可能。特别是在大清洗的高峰期,苏联政权似乎这样挑选它的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某个邻居听见他们讲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笑话,某个领导看见他们正在进行“可疑的”活动——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主要则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当时正被视为可疑分子的人群。

这些人群有的相对明确——二十年代后期的工程师和专家,三十年代的富农,二战期间占领区的波兰人和波罗的人;有的实在很模糊。例如,整个三十和四十年代,“外国人”一直被认为是可疑分子。说到“外国人”,我指的是那些实际上的外国公民,那些与国外有来往的人、或是那些与外国具有某种——想象的或真实的——联系的人。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总是逮捕行动的候选对象——而且,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引人注目的外国人特别有可能不问青红皂白地遭到逮捕。罗伯特·罗宾逊是三十年代移居莫斯科的几名美国共产党的黑人党员之一,他后来写道,“不到七年,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三十年代初期成为苏联公民的黑人都从莫斯科消失了”。

外交官也不能幸免。例如,美国公民亚历山大·多尔冈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低级雇员,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一九四八年他在大街上被捕并且不公正地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嫌疑落在他头上的部分原因是他幼稚地想要甩掉盯梢他的秘密警察“尾巴”,而且因为他善于说服使馆的司机把汽车借给他使用,以致苏联秘密警察怀疑他可能比其职位所表明的更加重要。他在劳改营里度过了八年,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回到美国。

外国共产党的党员时常成为逮捕的对象。一九三七年二月,斯大林居心叵测地告诉共产国际——致力于发动世界革命的组织——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你那里的所有共产国际人员都在敌人的控制之下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三百九十四名成员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时只剩下一百七十一人。其余的人都被枪毙或者送进劳改营,他们当中包括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芬兰人、波罗的海国家的人,甚至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犹太人似乎遭受了特别深重的苦难。最终,斯大林杀害的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杀害的还要多: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后逃到苏联的六十八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四十一名遭到处决或者死于劳改营。波兰共产党甚至可能被更加彻底地消灭了。据有些人估计,五千名波兰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被处决。

但是,逮捕的对象不一定非得是外国共产党员不可:斯大林还把旅居苏联的外国人当做目标,两万五千名“美籍芬兰人”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苏联有一些讲芬兰语的芬兰人,他们有的已经移居美国,有的出生于美国,全都是在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来苏联的。受苏联宣传——苏联说客跑到美国的芬兰语社区,吹嘘苏联美妙的生活条件和充足的就业机会——的鼓动,他们成群结队来到讲芬兰语的卡累利阿共和国。这些芬兰人几乎立即给当局带来了问题。原来,卡累利阿与美国大不相同。许多人向愿意倾听的人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然后试图返回美国——结果却在三十年代后期被送进了劳改营。

有海外关系的苏联公民同样受到怀疑。排在前面的是“移居民族”,也就是那些与边界另一边有亲戚关系和来往的波兰人、日耳曼人和卡累利阿芬兰人,还有散居于苏联各地的波罗的人、希腊人、伊朗人、朝鲜人、阿富汗人、中国人和罗马尼亚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档案,从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它在针对这些“民族”的抓捕行动中将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一十三人定罪判刑。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二战期间以及战后,还要反复开展类似的行动。

然而,受到怀疑的甚至不一定非得是说外语的人不可。任何拥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会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怀疑:集邮者,世界语爱好者,有笔友或亲戚在国外的人。内务人民委员部还逮捕了参加修建东清铁路——始建于沙俄时期的一条贯穿满洲的铁路线——的所有苏联公民,指控他们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因为其中许多人在哈尔滨生活过,所以,在劳改营里,他们被称为“哈尔滨人”。罗伯特·康奎斯特描述了一名歌剧演员和一名兽医被捕的原因,前者因为在一次正式舞会上与日本大使跳过舞,后者则因为给外国人的几条狗看过病。

到三十年代后期,大多数普通苏联公民渐渐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因此根本不愿意与外国人有任何来往。娶了一位俄国妻子的克罗地亚共产党党员卡尔洛·施泰纳回忆说,“苏联人几乎全都不敢与外国人有私人交往……我妻子的亲戚对我来说实际上一直都是陌生人。他们不敢来看我们。听说我们打算结婚时,索尼娅受到所有亲戚的警告……”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初次访问苏联——许多苏联人仍然对外国人存有戒心,在大街上不理他们,甚至根本不与他们发生目光接触。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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