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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和审判:进入“古拉格”的唯一必经之路

2013年05月06日 10:30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不过,并非所有外国人都被警察抓走了,而且,也不是每一个被指控与外国有联系的人确实都与外国有联系。人们还会因更加奇特的理由被逮捕。结果,对“为什么”这个——让安娜·阿赫玛托娃深恶痛绝的——问题的询问在一个着实令人惊讶的范围内产生了种种貌似合理的解释。

例如,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的丈夫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因为他所写的诗攻击了斯大林而被捕: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

我们说话,十步以外没人听得见我们的声音

但是,在还可以低声交谈的地方

就会提到那个克里姆林宫的山民、凶手、农夫杀人犯。

他那粗大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胖

他的话像秤砣一样是最终决定

他的蟑螂髭须带着轻蔑的笑意

他的皮靴包边闪闪发亮

在他身边,围着一群没有脊梁骨的官吏,

半人半鬼,像弄臣一样为他效力

有人欢嘶,有人猫叫,有人哀号

只有他大喊大叫指指点点

发出马蹄铁似的命令一道道

打中某个人的下身,打中某个人的脑袋,打中某个人的眼睛——

对于胸怀博大的奥赛梯人来说

处死一个人就像品尝一道甜品

尽管官方列举了种种理由,苏联最受欢迎的电影女演员之一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雅认为,她是因为拒绝与战时苏联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维克托·阿巴库莫夫睡觉而被捕的。为了让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她被捕的真正原因,(她声称)向她出示了一张由他签署的逮捕令。斯塔罗斯京四兄弟都是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一九四二年遭到逮捕。他们始终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效力的斯巴达队不幸击败了拉夫连季·贝利亚所喜爱的迪纳摩队,对他造成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感情伤害。

但是,被捕甚至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柳德米拉·哈恰特良因为与外国人——一名南斯拉夫军人——结婚而被捕。列夫·拉兹贡详细讲述了农民谢廖金的故事。听到基洛夫被人杀死的消息时,谢廖金的反应是,“我他妈才不关心呢”。这个农民从未听说过基洛夫,以为他是在与邻村的械斗中死去的某个人。为了这个误会,他被判了十年刑。一九三九年,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或者听人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上班迟到;不幸被某个受到恐吓的朋友或是某个好嫉妒的邻居说成一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的“共谋”;在一个大多数人只有一头奶牛的村子里拥有四头奶牛;偷了一双鞋;是斯大林妻子的远亲;为了给没有纸笔的小学生使用,从办公室偷了一支笔和几张纸;在正常情况下,所有这些都能导致把人关进苏联的集中营。根据一九四○年的一项法律,一名企图偷越苏联边境者的亲戚应该被捕,无论他们对亲戚逃跑的企图是否知情。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关于上班迟到和禁止工作变动的战时法律同样会为劳改营增加更多的“罪犯”。

如果说逮捕人的理由名目繁多各种各样,那么,逮捕人的方法也是如此。一些人的被捕具有明显的前兆。三十年代中期,亚历山大·韦斯伯格被捕之前几个星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特工屡次把他召来审讯,反复问他是如何成为“间谍”的:谁招募了你?你招募过谁?你为哪个外国组织工作?“翻来覆去他所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总是给他同样的回答。”

大约同一时期,《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的作者加琳娜·谢列布里亚科娃——她还是一名高官的妻子——也在每天晚上“受邀”前往卢比扬卡,一直等到凌晨两三点钟接受审讯,早晨五点放她回家。特工围着她居住的公寓转悠,外出时一辆黑色汽车跟踪她。这使她确信自己将被逮捕以致试图自杀。然而,在实际被捕之前,她忍受这样的折磨长达数月。

大规模逮捕达到高潮——一九二九和三○年对富农的逮捕,一九三七和三八年对党内活跃分子的逮捕,一九四八年对前劳改营囚犯的逮捕——时,许多人非常清楚他们的人生转折就要到来,因为他们身边的人全都陆续被捕了。埃莉诺·利珀是三十年代来到莫斯科的一名荷兰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七年,她住在专供外国革命者居住的卢克斯旅馆:“每天晚上都有几个人从旅馆消失……早晨,又有几个房间的门贴上了红色的封条。”

在真正恐怖的日子里,有些人甚至感到被捕本身是一种解脱。不幸的足球明星兄弟之一尼古拉·斯塔罗斯京被特工跟踪了几个星期,他为此非常恼火,以致终于走到一个跟踪他的特工面前要求给他一个解释:“如果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就把我叫到你们的办公室去。”结果,在被捕的那一刻,他感到的是“好奇”而不是“震惊和恐惧”。

但是,另一些人仍然感到十分意外。当时住在被占领的利沃夫的波兰作家亚历山大·瓦特与另外几个作家一起应邀去一个饭馆参加聚会。他问主持人举办的是什么活动。“你会知道的,”主持人对他说。结果发生了一场斗殴,瓦特当场遭到逮捕。有人在大街上与美国大使馆雇员亚历山大·多尔冈打招呼,原来此人是秘密警察。多尔冈回忆说,当这个人高喊他的名字时,“我十分迷惑,怀疑是不是弄错了……”女演员奥库涅夫斯卡雅被捕时正因患重感冒卧床不起,所以请求警察改天再来。警察向她出示了(上面有阿巴库莫夫签名的)逮捕令,然后把她拖下了楼。索尔仁尼琴多次讲过一个也许不足为信的故事,与专业办案人员男友一起去大剧院看戏的某女士被她这位男友直接从剧院带到了卢比扬卡。劳改营幸存者兼回忆录作者尼娜·哈根-托恩详细讲述了一位女士的故事,这位女士在列宁格勒一幢公寓的天井里从晾衣绳上收衣服时被逮捕;她穿着睡衣,把婴儿独自留在公寓里,以为用不了几分钟自己就会回来了。她试图请求允许自己带上婴儿,但是根本不管用。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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