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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和审判:进入“古拉格”的唯一必经之路

2013年05月06日 10:30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实际上,当局似乎故意要使逮捕人的方法多样化,有些人去家里抓,有些人在上班时抓,有些人在大街上和火车上抓。维克托·阿巴库莫夫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写给斯大林的一份备忘录证实了这种怀疑。这份备忘录指出,为了防止逃跑、防止反抗、防止疑犯向其他反革命“同伙”发出警告,警察通常要让犯人“措手不及”。在某些情况下,这份备忘录继续写道,“秘密逮捕在街上进行”。

不过,最常见的逮捕半夜发生在人们的家里。大规模逮捕进行时,对半夜“敲门”的恐惧到处蔓延。有一个古老的苏联笑话,讲的是高度紧张的伊万和妻子玛莎在敲门声响起时的感受——得知这只是邻居来告诉他们房子着火了时,两个人松了一口气。有一句苏联谚语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小偷、妓女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通常是在夜间上班。”一般情况下,夜间逮捕与搜查同时进行,尽管搜查的方式也会因时间不同而不同。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接着又在一九三八年,他的妻子描述了两次逮捕过程的不同之处:

一九三八年他们没有浪费时间找出文件进行检查——实际上,抓人的警察甚至好像不知道他们要抓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只是翻开床垫,把他的文件一股脑儿地全都装进一个大口袋里,四处搜寻了一会儿,然后就离开了,把曼[德尔斯塔姆]也带走了。整个行动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而在一九三四年,他们待了一整夜,一直待到天亮。

在较早的那次突然搜捕中,秘密警察清楚地知道要找什么,他们仔细检查了曼德尔斯塔姆的所有文件,把旧的手稿丢在一边,寻找新写的诗。第一次他们还保证,除了警方收买的一个“朋友”——他是曼德尔斯塔姆夫妇认识的一位文学评论家,据说他在这里为的是确保曼氏夫妇不至于刚一听到敲门声就偷偷开始销毁文件——之外,一些平民“证人”始终在场。后来那一次,他们没有在这些细节上面费事。

对特定民族的大规模逮捕,例如发生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间被苏联红军占领的——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那些大规模逮捕,通常具有某种甚至更加随意的特征。雅努什·巴尔达赫是波兰弗沃齐米尔日-沃伦斯基镇的一名犹太青年,在一次这样的大逮捕中,被迫扮演过平民“证人”的角色。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五日夜间,他跟随一群喝得烂醉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暴徒,挨家挨户搜寻那些准备逮捕或流放的人。他们时而突袭比较富裕、人缘较好的居民,这些人的名字标注在一个名单上;时而只是拘捕一些无需费事记下名字的“难民”,通常是从纳粹占领的波兰西部逃到苏联占领的波兰东部的犹太人。在一幢房子里,一群难民试图通过表明他们是犹太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崩得”的成员来保护自己。可是,听说他们来自边界另一侧的卢布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巡逻队的头目格纳季开始大吼大叫:

“你们这些卑鄙的难民!纳粹间谍!”孩子们哭了起来,这让格纳季更加恼火。“让他们闭嘴!否则的话你们是不是想让我来照顾他们?”

母亲紧紧地把孩子们拉到身边,但是他们忍不住还在哭。格纳季抓住小男孩的双手,猛地把他拉出母亲的怀抱推倒在地上。“我说了,闭嘴!”母亲发出尖叫。父亲试图说点什么,但是几乎喘不过气来。格纳季拽起男孩抓在手里,紧盯着他的脸看了一秒钟,然后用力把他推向墙壁……

随后,这帮家伙捣毁了巴尔达赫童年朋友的家:

旁边不远是舍什特尔先生的办公室。他的黑色桃花心木办公桌摆在房间中央,格纳季直接向它走去。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光滑的木头桌面,接着,突然爆发出无名的怒火,拿起一根撬棍狠狠地砸向办公桌。“资本家猪猡!不要脸的寄生虫!我们必须找到这些资产阶级剥削者!”他不停地越砸越用力,把木头桌面砸出了几个坑……

因为没有找到舍什特尔一家,这帮家伙强奸并杀害了他们家园丁的妻子。

执行此类行动的经常是押解部队的人——看守流放列车的士兵——而非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人,他们远不如执行对“正常”罪犯的“正常”逮捕行动的秘密警察训练有素。暴力可能不是官方授意的,但是,由于这些人是在比较富裕的“西方”逮捕“资本家”的苏联士兵,因此,像后来红军挺进波兰和德国时一样,酗酒、滋事甚至强奸看来似乎得到了纵容。

不过,在某些方面他们严格按照上级的命令行事。例如,一九四○年十一月,莫斯科的押解部队主管部门决定,执行逮捕任务的士兵必须告诉被捕者,带上足够今后三年穿用的保暖衣物和个人生活用品,因为苏联当时正处在此类物品供应的短缺时期。当局希望被捕者卖掉他们的财物。在更早些时候,士兵通常得到指示,不得向犯人透露任何有关他们将被送往何处或者关押多长时间的信息。普遍使用的说辞是,“有什么可担心的?为什么要带东西?我们只是带你去聊一聊。”有时他们对被流放者说,你们只是迁移到另外一个地区,离边境更远,“以便保护你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被捕者感到害怕,以防他们反抗或逃跑。结果造成被捕的人们在恶劣和陌生的环境中没有生存所需的基本生活用品可用。

第一次与苏联政权打交道也许可以成为波兰农民天真地轻信这些谎言的理由,但是,完全相同的说辞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党的官员身上同样有效,他们经常被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信念所支配。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当时在喀山从事党务工作,她在被捕时被告知,她将去“四十分钟,也许一个小时”。结果,她错失了与孩子们告别的机会。被捕的党员叶莲娜·西多尔金娜与逮捕她的警察“平静地聊着天”沿着大街走向监狱,确信自己很快就能回家。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娃是契卡人员格列布·博基的前妻,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来人把她带走时,劝她不必随身带上夏天的外衣(“今晚天气暖和,而且我们顶多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回来了”),这促使她的作家女婿列夫·拉兹贡对苏联统治集团令人不可思议的残忍进行了思考:“把一个身体不怎么好的中年妇女送进监狱,就连装内衣和洗漱用具——自从法老时代起一直允许被捕者随身携带的一些东西——的小包也不让带,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至少,演员格奥尔吉·热诺夫的妻子意识到需要为他收拾一些换洗的衣物。当有人说他很快就会回家时,她厉声说到:“那些落到你们手里的人没有很快回来的。”她的看法接近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被捕者走进苏联监狱沉重的铁门之后,需要经过许多年他或她才有可能再次回家。

摘自《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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