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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往事:囚犯们超强度的“死亡劳动”

2013年05月06日 10:41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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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古拉格:一部历史》

作者:[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译者:戴大洪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3

凤凰网读书频道独家授权连载内容,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那些病人,不理想,

采矿太虚弱

退而求其次,送到

下面的营站

去科雷马伐木。

卸载纸上

非常简单。但我无法忘记

雪地上的一串串雪橇

和套着挽具的人们。

他们吃力地挺起凹陷的胸膛,拉动雪橇。

他们停下来休息休息

接着继续在陡峭的山坡上踉跄而行……

沉重的雪橇顺坡而下

随时可能

把他们压倒……

谁没有见过失蹄的吗?

但是我们,我们看见的是套着挽具的人……

——叶莲娜·弗拉基米洛娃,《科雷马》

劳动是大部分苏联劳改营的中心职能。这是囚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管理部门最为关注的工作。劳改营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劳动来安排,囚犯的健康幸福也取决于他们怎么把活儿干好。不过,很难笼统地说劳改营的劳动像什么:囚犯在暴风雪中用丁字镐掘金挖煤的形象只是一种成见。有许多这样的囚犯——如同关于科雷马和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囚犯有几百万。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另外还有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劳改营,囚犯在那里设计飞机;位于俄罗斯中部的劳改营,囚犯在那里建设核电站并且使之投入运行;还有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渔业劳改营和位于哈萨克南部的集体农庄劳改营。莫斯科的古拉格档案室里塞满了囚犯埋头苦干的照片。

毫无疑问,古拉格内部经济活动的范围像苏联本身经济活动的范围一样广阔。粗略地翻一遍《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这部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劳改营目录揭示了围绕着金矿、煤矿和镍矿,围绕着公路和铁路建设,围绕着军工厂、化工厂、金属加工厂和发电厂,围绕着飞机场、住宅区、污水处理系统的修建工程,围绕着采煤、伐木和鱼肉罐头加工而设立的各类劳改营的存在。古拉格当局自己保存了一套专门收集囚犯所生产的产品照片的相册。其中包括鱼雷、导弹以及其他军用装备;汽车零件、门锁和纽扣;顺河而下的原木;椅子、柜子等木制家具以及电话亭和木桶;鞋子、篮子、纺织品(附带样品);地毯、皮革、皮帽和皮大衣;玻璃杯、灯泡和广口瓶;肥皂和蜡烛;甚至还有玩具——木制坦克模型、小风车、上发条的打鼓兔子。

像劳改营与劳改营之间的劳动各异一样,单个劳改营内部的劳动也不尽相同。的确,许多林业劳改营的囚犯除了伐木之外没有干过别的活儿。三年以下刑期的囚犯在“劳改定居点”——通常这是围绕着单一工厂或行业而设立的管理宽松的劳改营——劳动。相比之下,规模较大的劳改营可能包含多种行业:矿山、制砖厂、发电站,还有房屋或道路建设工地。在这一类劳改营,囚犯从货物列车上卸货、驾驶卡车、采摘蔬菜并且在厨房、医院和托儿所干活儿。囚犯还非正式地作为佣人、保姆和裁缝为劳改营负责人和看守以及他们的老婆干活儿。

长期徒刑的囚犯往往从事各种各样不同的劳动,他们所干的活儿经常随着运气好坏而变化。在将近二十年的劳改营生涯中,叶夫根妮娅·金斯堡从事过的劳动包括伐木、挖沟、打扫劳改营的客房、洗碗、喂鸡、为劳改营负责人的老婆洗衣服以及看管囚犯的孩子等等。最后,她成了一名护士。在劳改营度过的十一年间,另一名政治犯列昂尼德·西特科做过焊工、采石场的石匠、施工队的建筑工人、火车站的搬运工、煤矿的矿工以及家具厂制作桌子和书架的木匠。

尽管劳改营系统内部的劳动可能像外面的社会一样种类繁多,但是,劳动的囚犯却被分成两类:派去从事“一般劳动”(общиеработа)的囚犯和придурки——这个词通常可以译为“模范犯人”。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后一类囚犯拥有某种独立的等级地位。绝大多数囚犯所从事的“一般劳动”似乎意义非常明确:无需技能、体力要求极高的苦力活儿。“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在劳改营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对我来说特别困难,”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写道。“我没有什么可以在劳改营施展的一技之长,因此,我不得不跑来跑去从事各种各样的一般劳动,去锯、去扛、去拉、去推——换句话说,只要调度员想要派我去干的,无论是什么活儿,我都得去干。”

除了正好在最初分配劳动任务时运气不错的那些囚犯——他们通常是建筑工程师或者其他对劳改营有用的专业人员,否则就是已经表明自己要做告密者的囚犯——之外,在一个星期左右的隔离结束之后,大多数囚犯理所当然地被派去从事一般劳动。他们还被编成劳动队:在不同的地方一队囚犯四至四百人不等,他们不仅一起干活儿,而且一起吃饭,通常也在同一个营房里睡觉。每个劳动队由一名队长率领,这是一名地位较高的可靠囚犯,他负责分配劳动任务并且担任监工——还要保证自己的劳动队完成生产定额。

劳动队长——他的地位处于囚犯和管理人员之间——的重要性不可能不受到劳改营当局的注意。一九三三年,德米特劳改营的负责人对其所有下属发布了一道命令,提醒他们有必要“在我们的劳动突击手中间发现对于我们的工作不可或缺的能人”,因为“在建设工地,劳动队长是最重要的关键人物”。

从囚犯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与劳动队长的关系不只是一般的重要:这种关系可能决定他的生存质量——甚至关乎他的生死,如同一名囚犯所写的那样:

囚犯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在的劳动队和劳动队队长,他肯定要和他们一起度过自己的日日夜夜。劳动时,吃饭时,躺在自己的床上时——所看到的总是那一张张同样的面孔。无论分组还是单独,劳动队员都会在一起干活儿。他们可以帮助你生存,也可以导致你死亡。不是支持和热情帮助,就是敌视和漠不关心。队长的作用同样重要。这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和职责是什么也有关系:以你为代价为劳改营长官效劳从而谋取其个人利益,把队员当成他的属下和仆从——或者是你在厄运中的难友,并且竭尽全力使他的队员们活得容易些。

有些队长确实对他们队里的劳动力进行了威胁和恐吓。在卡拉干达矿上干活儿的第一天,亚历山大·韦斯伯格因为饥饿和劳累而晕晕忽忽:“队长立即冲我疯牛般地大吼大叫,将他那强壮身体的全部力气向我使来,对我拳打脚踢,终于,我头部挨了重重一击摔倒在地,几乎昏了过去,浑身到处都是瘀伤,血顺着脸流下来……”

还有另外一些情况,队长使劳动队本身像一个组织起来同甘共苦的集体一样运转,给囚犯造成压力逼迫他们更加拼命地干活儿,即使他们并不情愿。在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主人公某一时刻陷入了沉思,劳改营的劳动队“不像外边的生产队,在那里,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彼得·彼得罗维奇各自领到他们的工钱。在劳改营,事情已经安排好,迫使囚犯坚持干活儿的不是劳改营的头头,而是他所在劳动队里的其他囚犯。要不大家都有好处,要不他们一块儿去死”。

另一名科雷马的囚犯韦尔农·克列斯因为无法坚持干活儿遭到同队囚犯的殴打和呵斥,最后被迫转到一个“弱”队,这个队里的囚犯从来没人按足额的定量领到过食物。尤里·佐林也曾是一支干起活儿来真玩儿命的劳动队的一员,那支劳动队主要由立陶宛人组成,他们那个圈子容不得偷懒的人:“你无法想象他们多么积极肯干而且干得有多么好……如果他们认为你不好好干活儿,就会把你从立陶宛劳动队赶出去。”

如果你运气不好,最终加入了一个“干活儿不行”的劳动队而且无法通过行贿或者苦苦挣扎着退出来,那么,你就只能挨饿。后来成为纪念协会创始人之一的М.Б.明德林曾被分配到科雷马一个主要由格鲁吉亚人组成并由一名格鲁吉亚队长率领的劳动队。他很快发现,不仅队员如同害怕劳改营看守一样害怕他们的队长,而且,作为“格鲁吉亚劳动队里的唯一一名犹太人”,他显然非常不受欢迎。一天,他干活儿特别卖劲,试图得到最高定量的一千二百克面包。可是队长拒绝予以承认,并把他的劳动量压低到只能领取七百克面包。通过行贿,明德林调换了劳动队,结果,他感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新的队长真正关心自己的部下,一开始甚至让他干了几天轻活儿,以便使他恢复体力。“加入他的劳动队的每一名囚犯都认为自己是幸运儿,从死神手里得了救。”后来,明德林自己成了队长,他把花点小钱行贿当做一种责任,为的是保证他队里的所有成员尽可能得到劳改营炊事员、切面包的人以及其他关键人物的善待。

队长的立场至关重要是因为,通常情况下,一般劳动并不是随便说说或者漫无目的的。按照一位著名学者的说法,在德国集中营,劳动往往被设计成为“一种重要的折磨和虐待手段”,而苏联囚犯则被要求完成某项劳改营的生产计划。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例外。有时,无聊或残忍的看守实际上会给囚犯安排毫无意义的劳动任务。苏珊娜·佩乔拉记得曾被要求把成桶的泥土提来提去,“完全没有意义”。在她的劳动地点监工的一个“工头”专门对她说,“我不需要你干活,我需要你受罪。”对于二十年代索洛韦茨基的囚犯来说,这句话应该很熟悉。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直到四十年代,仍然存在着一个惩罚性的劳改营系统,其目的主要不在经济而在惩罚。不过,即使是在这些劳改营里,囚犯也被要求生产某种产品。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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