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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往事:人性沦丧的社会道德

2013年05月06日 10:48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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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古拉格:一部历史》

作者:[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译者:戴大洪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3

凤凰网读书频道独家授权连载内容,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担任我们营房勤务员的囚犯对我喊道:“快去看你的枕头下面是什么!”我的心里一惊:也许我终于得到了配给的面包!我跑到床前掀开枕头,枕头下面躺着家里寄来的三封信,整整三封信啊!我已经六个月没有收到任何东西了。

读着它们,我的第一反应是严重的失望。然后是——恐惧。

我这是怎么了,难道现在对我来说,一块面包甚至比父母孩子的来信更重要。……我把面包和悲伤统统抛到了脑后。

——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我的人生历程》

他们完成同样的劳动定额,他们喝着同样清寡如水的菜汤。他们住在同一种营房里,坐着同样的运牛货车被押来解去。他们的衣服几乎一模一样,他们的鞋子同样穿着不合脚。他们在审讯中受到的对待没什么两样。然而——男人和女人的劳改营经历却截然不同。

许多女性幸存者肯定认识到,身为女性在劳改营系统中有一些长处。女人更会照顾自己,更善于缝补衣衫和保持头发清洁。她们似乎能够依靠少量食物生存,而且不那么容易死于糙皮病和饥饿所引起的其他疾病。她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以男囚犯不曾采取的方式互相帮助。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记述说,在布特尔卡监狱,一名与她一起被捕的女犯缝补着一条已经破烂不堪的夏天穿的连衣裙。牢房里的难友决定为她做一件新的连衣裙:

她们凑份子买来半打质地为本色俄罗斯亚麻布的毛巾坯布。但是,没有剪刀怎么裁剪衣料呢?大家灵机一动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熄灭的火柴头划好衣服的“式样”,然后把布料按划好的线折起来,用点着的火柴沿着褶痕来回烤个一两秒钟。接着再把布料展开,划线的地方烤焦之后裂开了。从别的衣服上小心地抽出缝衣用的棉线……

为一个体态丰满的拉脱维亚女人缝制的这条毛巾布连衣裙经过了一只又一只手,人们在领口、袖子和裙摆的四周绣上美丽的图案。连衣裙终于做好后,它被悄悄地小心叠好。那位幸运的拥有者躺在上面睡了一夜。但是,信不信由你,第二天早晨把它拿出来时,大家确实非常高兴;即使摆在时装店的橱窗里,它也不会显得寒碜。

不过,在许多前劳改营男性囚犯中流行的却是一种相反的观点:女人在道德方面堕落得比男人更快。由于性别的原因,她们具有特殊的机会,分配到比较好的工种,从事比较轻松的劳动,并且因此在劳改营里获得比较高的地位。结果,她们渐渐迷失了方向,对自己在劳改营严酷现实中的处境失去了清醒的认识。例如,古斯塔夫·赫林提到过一个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莫斯科黑发歌剧演员”。因为她是重刑犯,所以到达卡尔戈波尔劳改营之后马上就被派到森林里面去干活儿:

对她来说不幸的是,负责她那个劳动队的矮个子刑事惯犯万尼亚对她垂涎欲滴,因此安排她用一把几乎拿不动的大斧清除被伐倒的杉树的树皮。晚上,她拖在那些健壮的伐木工后面几码远回到囚犯区,几乎已经没有一点力气的她慢慢走进食堂去打她的“第一份饭”[最低定量的汤]……她显然发了高烧,可是卫生员是万尼亚的一个朋友,因此不会让她休病假而不干活儿……

终于,她屈服了,先是向万尼亚,最后是向“某位劳改营的负责人”,后者“拽着她的头发把她从垃圾堆里拖出来,安排在劳改营会计室的一张办公桌后面”。

如同赫林另外所述,还有命运更悲惨的。例如,他描写过一个年轻的波兰姑娘,某个“非正式的刑事惯犯评审团”给她打了很高的分。最初,

她出去干活儿时高傲的昂着头,对于任何大胆接近她的男人怒目而视,拒其于千里之外。晚上收工返回时她显得谦和了一些,但是仍然保持着适当的尊严,可望而不可及。她直接走过看守室去食堂打她那份汤,然后整个晚上再也不会离开女囚犯的营房。因此,她似乎不会很快成为营区夜间猎艳的受害者。

然而,最初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其管理员的严格监督——他不许她从干活儿的食品仓库偷拿一根胡萝卜或者一个腐烂的土豆——之下,几个星期以后,姑娘屈服了。一天晚上,这个男人走进赫林的营房,“一言不发地把一条撕破的女式内裤扔到我的床铺上”。这是她转变的开始:

从那以后,姑娘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急着去食堂打她的汤,而是收工之后像一只发情的野猫似的在营区四处闲逛到深夜。无论谁想都可以占有她,在床上,在床下,在技术专家隔开的单间,或者是在服装仓库里。每当遇到我的时候,她都把头转向一边,绷紧的嘴唇剧烈颤抖。一次,我走进中心的土豆仓库,偶然看到她与第五十六营站的劳动队长、驼背的混血儿列夫科维奇在一堆土豆上面;她突然抽搐着痛哭起来,当晚回到营区时,她用两只小手遮掩着脸上的泪痕……

这是赫林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的版本——必须承认,它听起来总是与从女人角度讲述的故事多少有些不同,例如,塔玛拉·鲁日涅维茨所讲述的另一个故事。她的“浪漫故事”从一封信开始,那是一封“标准的情书,一封纯粹的劳改营通信”。信是萨沙写来的,鞋匠轻松的劳动使这个年轻人成为劳改营贵族阶层中的一员。这是一封直截了当的短信:“让我们相爱吧,我将因此而帮助你。”信送出几天之后,萨沙把鲁日涅维茨拉到一边,想要知道她的答复。“你愿不愿意与我一起生活?”他问道。她说不。他用一根铁棍毒打了她,然后把她送到医院(他的鞋匠身份使他在那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要求医护人员好好治疗照顾她。她留在医院,经过几天治疗,伤势逐渐好转。到出院时,她有充足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于是,她投入了萨沙的怀抱。不然的话,他会再次毒打她。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家庭生活,”鲁日涅维茨写道。好处立即显露出来:“我比以前健康了,穿着漂亮的鞋子散步,不再穿那种鬼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破衣烂衫:我有了新上衣,新裤子……我甚至有了一顶新帽子。”几十年后,鲁日涅维茨把萨沙称为“我的第一次真爱”。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萨沙被送往另一个劳改营,此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更加不幸的是,负责将萨沙转营的那个男人也想占有她。因为“没有办法”,她开始与他同居。不过,她没有提到对他有过什么爱意,她只是回忆说,这样做也有好处:她作了一次无人看守的旅行,还得到了一匹属于她的马。像赫林所描述的一样,可以说,鲁日涅维茨的经历是一个堕落的故事。除此之外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生存的故事。

从劳改营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按照规定,劳改营的男女囚犯根本就不应该住在一起,因此有囚犯说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异性了。劳改营的负责人也不太想要女囚犯。由于身体较弱,她们容易成为妨碍劳改营完成生产任务的拖累,因此,一些劳改营的管理者总是试图将她们转走。一九四一年二月,古拉格的管理部门甚至曾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领导人和劳改营的所有负责人发过一份公函,坚决要求他们接受押送去的女囚犯,并且列出了所有可以利用女犯从事的劳动。这封公函提到了轻工业和纺织厂、木工和金属加工、某些类型的林业生产以及装卸货物等等。

也许因为劳改营负责人的反对,实际送到劳改营的女犯数量(像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大清洗期间被处死的女犯数量一样)始终保持着相对较低的水平。例如,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一九四二年,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三的古拉格囚犯是女性。一九四五年,这一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大量男性囚犯被征召入伍送往前线,而且因为出现了一些禁止工人离开工厂的法律——这些法律导致许多年轻女子被捕。一九四八年,女犯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五一和五二年,继续下降到百分之十七。然而,当女犯更有可能被安排在管理不严的“移民定居点”服刑时,这些数字甚至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在北方边远地区那些大型的工业劳改营里,她们的人数甚至更加稀少,她们的存在甚至更加罕见。

不过,女犯的比例不高意味着,像食品、衣服和其他财物一样,女人几乎一直短缺。因此,尽管她们对于劳改营生产统计数字的编制者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对于劳改营的男性囚犯、看守和自由工人来说,她们具有另一种价值。在那些男女囚犯或多或少公开交往的劳改营,或是在那些实际上允许某些男人进入的女子劳改营,经常有人勾引她们,向她们提出下流的要求,最常见的则是提出以食物和轻松劳动进行性交易。也许,这不是古拉格独有的一种生活特色。例如,大赦国际一九九九年发布的一份关于美国女囚犯的报告披露了许多男看守和男囚犯强奸女囚犯的案件,男囚犯为接近女囚犯而贿赂看守的案件,女囚犯被男看守扒光衣服检查搜身的案件。不过,苏联劳改营系统奇特的等级制度导致女囚犯所受的折磨和羞辱达到了甚至在监狱系统也不多见的程度。

从一开始,女犯的命运就严重依赖于她在各种劳改营群体中的身份和地位。在职业罪犯的圈子里,女人受到一整套复杂规矩和仪式的约束,而且几乎得不到尊重。据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说,“第三代或第四代刑事犯从童年开始就学会了轻视女人……低人一等的女人生出来只是为了满足刑事犯的肉体需要,当她们的罪犯伙伴决定‘纵情取乐’时,她们只是被其野蛮嘲弄和当众殴打的对象。”卖身的女犯实际上“属于”男性职业罪犯头目,而且可以交换或转让,如果这个头目转往别的劳改营或者被人杀死,甚至可以由某个兄弟或者朋友来继承。当一次交换发生时,“有关各方通常并不动手打架,而卖身的女犯则顺从地与新的主人上床。在职业罪犯的圈子里,不存在三角性关系,没有任何两个男人共同占有一个女人。一个女贼与一个非刑事犯一起生活也不可能”。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劳改营 虐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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