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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囚犯:古拉格,关押的不只是政治犯

2013年05月06日 11:51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尽管面临着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的威胁,少年犯的数量仍然持续不断地增加。战争不仅产生了孤儿,也产生了离家出走者和无人监管的儿童——他们的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每天在工厂工作十二个小时——还产生了完全新型的少年罪犯:逃离工厂的生产岗位——这种情况有时是在工厂被转移到远离孩子们的家庭的地方之后发生的——从而违反了“未经许可擅自离开军工企业工作岗位”的战时法律的未成年工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统计,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儿童“接待中心”收容了八十四万两千一百四十四名无家可归的孩子。其中大部分被送回父母身边,或者送到儿童收容所和中等职业学校。但是,数量可观的儿童——据记载,有五万两千八百三十人——被安置在“劳动-教育聚居点”。“劳动-教育聚居点”只不过是少年集中营的一个动听的名称而已。

在许多方面,孩子们在少年劳改营的待遇与父母的待遇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孩子们的被捕和押解遵照的是相同的规定,只有两点除外:一是要求把他们与成年犯人分开,另外,他们试图逃跑时也不会被开枪打死。他们被关在与成年人同样的监狱里,住的是单独分开但条件同样恶劣的牢房。一名检查人员对这种牢房的描述令人沮丧地似曾相识:“墙壁肮脏不堪,不是所有囚犯都有铺位和床垫。他们没有被单、枕套或毯子。在五号牢房,因为没有窗玻璃,窗户用一个枕头遮挡着,而在十四号牢房,一扇窗户根本关不上。”另一份报告称,由于没有热水而且缺少杯、碗和马桶之类基本生活必需品,少年犯监狱的“卫生条件让人无法接受”。

一些年龄较小的囚犯也像成年囚犯一样受到审讯。在孤儿院里被捕以后,十四岁的彼得·亚基尔首先被关进了一个成年人的监狱,接着完全像个成年人一样受到审讯。审讯他的人指控他“组织了一支无政府主义的骑兵队,目的是在红军战线的后方活动”,并且引用亚基尔爱好骑马的事实作为证据。后来,亚基尔被以“社会危险分子”的罪名判了刑。十六岁的波兰男孩耶日·克米齐克试图越过苏联边境进入匈牙利——这发生在一九三九年苏联入侵波兰之后——时被逮捕,他也像成年人一样受到审讯。一连几个小时,他被要求保持站立或者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只给喝咸菜汤,不给水喝。除了别的问题之外,审讯他的人想知道,“为了让你提供情报丘吉尔先生付给你了多少钱”。克米齐克不知道丘吉尔是谁,因此要求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档案还保存了对十五岁的弗拉基米尔·莫罗兹的审讯记录,他被指控在孤儿院里从事“反革命活动”。莫罗兹的母亲和十七岁的哥哥已经被捕。他的父亲被枪毙了。莫罗兹记日记,内务人民委员部发现了他的日记,在日记中,莫罗兹谴责了周围的“谎言和诽谤”:“如果有人十二年前开始沉睡而在今天突然醒来,他将会为这一段时间我们这里所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惊。”虽然被判在劳改营里服刑三年,莫罗兹却在一九三九年死于狱中。

这并不是一些孤立的事件。一九三九年,苏联新闻界报道了一些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因逼迫囚犯作虚假招供而被捕的案件,西伯利亚的一份报纸透露了其中一个案件的真相,这一案件涉及一百六十名儿童,大部分儿童的年龄在十二至十四岁之间,但是一些年龄较小的儿童只有十岁。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的四名官员因审讯这些儿童而被判处五到十年有期徒刑。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写道,这些孩子的供词“比较容易”取得:“一个十岁的孩子经过一夜审讯就受不了了,于是承认自己从七岁起就是一个法西斯组织的成员。”

对于儿童囚犯,强制劳动制度同样提出了无情的要求。因此,尽管儿童聚居点一般并不设在条件比较艰苦的北方林业或矿业劳改营里,但是在四十年代,北方边远地区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里却有一个少年营站。营站的一千名囚犯被安排在诺里尔斯克制砖厂干活儿,其他囚犯则被派去清除积雪。在这些年龄大多为十五六岁的囚犯中,有一些十二三四岁的孩子,再大一点的少年囚犯已被送往成人劳改营。许多检查人员对诺里尔斯克少年劳改营的条件表示不满,结果,它最终向南迁移到苏联某地——不过那是在许多年幼囚犯像成年囚犯一样成为因寒冷和营养不良而造成的疾病的受害者之后。

更为典型的是前面那份乌克兰的年度报告,报告说明,乌克兰儿童劳动聚居点的儿童被安排在木制品厂、金属加工厂和缝纫厂里干活儿。克米齐克当时被关在乌克兰日托米尔附近的一个儿童聚居点,他在一个家具厂劳动。儿童聚居点还有许多与成人劳改营相同的习惯做法。有必须达到的生产指标,有必须完成的个人定额,有必须遵守的管理制度。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四○年所下达的一道命令要求,年龄在十二至十六岁之间的孩子每天劳动四个小时,另外四个小时用于做作业。同一道命令要求,年龄在十六至十八岁之间的孩子每天劳动八个小时,两个小时用于做作业。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这一命令无法遵照执行,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学校。

在克米齐克那个少年劳改营,只是晚上才上课。除了别的内容之外,他在课堂上听到的还有,“英国是西欧的一个岛国……它被身穿带白领圈的红色长袍的君主统治着。他们让工人为他们辛辛苦苦地劳动,可是只给工人一点点钱。”孩子们在那里主要不是受教育:一九四四年,贝利亚得意洋洋地向斯大林报告说,少年劳改营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努力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它们生产了地雷、手榴弹和其他物资,总产值为一亿五千万卢布。

孩子们也受到与成年囚犯一样的劳改营宣传。三十年代中期的劳改营报纸在显著位置上报道了少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肆赞扬“三五少年”——根据一九三五年的那项法律而被关进劳改营的街头流浪儿,吹嘘他们通过参加体力劳动看到光明并改过自新。这些报纸还严厉谴责了那些不明白“他们必须告别过去才能开始新生活”的孩子,“……打牌、酗酒、耍流氓、拒绝劳动、偷窃等等行为在他们当中普遍存在”。为了与这种早期的“寄生行为”作斗争,孩子们被迫像成年人一样参加同类型的文化教育音乐会,唱同样的斯大林时代歌曲。

最后,像成年人一样,孩子们承受着心理上的压力。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四一年所下达的另一道命令要求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儿童聚居点和儿童接待中心内部组织检举揭发活动——建立一个“告密者网络”。反革命情绪随着谣言在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中间传播,尤其是在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中间传播。有个劳改营的孩子们甚至举行了一次小型暴动。他们占领了食堂然后将其捣毁,他们还攻击看守,有六个孩子受伤。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少年劳改营的孩子们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被送到普通劳改营,因此不像其他孩子那样为普通成年囚犯所包围。实际上,就像到处都有怀孕的女囚犯一样,成人劳改营里数量不断增加的少年犯给劳改营的负责人带来了一个长期令人感到头痛的问题。一九三五年十月,亨里希·雅戈达愤怒地给所有劳改营负责人写信说,“尽管我已下达命令,但是并没有把未成年囚犯送往少年劳教聚居点,而是把他们与成年囚犯混合关押在一起。”他说,根据最新统计,仍有四千三百零五名少年犯关押在普通监狱里。在十三年后的一九四八年,检察院的调查人员仍然抱怨成人劳改营里关着太多的未成年囚犯,在那里,他们逐渐被成年罪犯带坏了。劳改营当局特别提到,当时某劳改营的职业罪犯大头目甚至把一个十八岁的小偷训练成了职业杀手。

少年犯(малолетки)几乎得不到关押在一起的囚犯的同情。“饥饿和恐惧使他们完全失去了防御的能力,”列夫·拉兹贡写道。他注意到,少年犯自然而然地为看上去最强悍的囚犯所吸引。这是一些职业罪犯,他们把男孩变成“仆人、不说话的奴隶、小丑、人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还把男孩和女孩变成娼妓。然而,少年犯的恐怖经历并没有引起多少同情,相反,在劳改营回忆录文学中,一些最严厉的责骂针对的正是他们。拉兹贡写道,无论他们是什么出身,少年囚犯很快就“全都显示出某种可怕而且不可救药的报复性残忍,毫无约束或责任心”。更加糟糕的是,

他们无所畏惧。看守和劳改营的负责人不敢进入少年犯单独居住的营房。劳改营最邪恶、最玩世不恭、最残忍的行为都发生在那里。如果某个职业罪犯团伙的头目赌博时输掉了一切然后把自己的性命押上去,那些小子就会为了一天的面包或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杀了他。那些姑娘则以能够满足整整一队伐木工人的欲望而自豪。这些孩子身上没有剩下多少人性,因此,无法想象他们可以返回正常社会重新成为普通人。

索尔仁尼琴颇有同感:

在他们的意识中,什么可以做与什么不可以做之间没有界线,他们也没有善恶观念。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想要的一切都是好的,妨碍他们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鲜廉寡耻、傲慢无礼的行为方式,因为在劳改营里这样处事最有利……

荷兰囚犯约翰·维格曼斯也提到过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也许并不介意必须在这样的劳改营里生活。按要求他们应该去劳动,但实际上他们做的都是最不应该做的事。不过,他们经常有办法得到好处,而且随时可以向他们的狐朋狗友学习”。

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亚历山大·克莱因讲过两个作为游击队员被逮捕的十三岁少年的故事,他们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二十年。两人在劳改营待了十年,当有人想把他们分开时,他们通过绝食抗议设法继续待在一起。由于他们的年龄,人们对他们表示同情,派他们从事轻松的劳动并且额外给他们分食物。两人争取参加了劳改营技术课程的学习,在被斯大林死后所实行的一次特赦释放之前,他们成为合格的工程师。如果不是在劳改营,克莱因写道,“谁会帮助半文盲的农村孩子成为受过教育的人,成为有用的专业人员?”

然而,当我在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到处寻找曾为少年囚犯的那些人所写的回忆录时,我发现找到它们非常困难。除了亚基尔、克米齐克的回忆录以及纪念协会和其他组织所收集到的另外少数几个人的回忆录之外,几乎找不到别的了。不过,这样的儿童数以万计,应该还有许多人仍然活着。我甚至向一位俄国朋友建议,我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设法找到一些这样的幸存者进行采访。“不要,”她劝我说,“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变成了什么样。”几十年的宣传,几十年来挂在孤儿院墙壁上的“为我们幸福的童年”感谢斯大林的标语并没有使苏联人民相信,除了成为庞大而无所不在的苏联犯罪阶层的合格成员之外,劳改营的少年、街头的流浪儿和孤儿院的孩子们还会变成别的什么。

(摘自《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劳改营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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