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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往事:看守们对囚犯的无端虐杀

2013年05月06日 16:48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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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古拉格:一部历史》

作者:[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译者:戴大洪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3

凤凰网读书频道独家授权连载内容,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我重申,在任何一个劳改营,残忍都不是实际需要。恰恰相反:古拉格当局公开表示反对蓄意实施的残忍行为。不必要地虐待囚犯的劳改营看守和管理人员可能会受到惩罚,而且情况往往如此。维亚特劳改营的档案里保存着因“蓄意毒打囚犯”、盗窃囚犯财物和强奸女囚犯而受到惩罚的看守的材料。德米特劳改营的档案记载了对被控醉酒之后殴打囚犯的劳改营管理人员作出的刑事判决。古拉格总局的档案也记录了对那些毒打囚犯、在审讯期间折磨犯人或者不发适当的冬衣便将犯人交付押解的监狱负责人的处罚。

可是,残忍的行为持续不断,有时就是名副其实的施虐。五十年代的囚犯维克托·布尔加科夫回忆说,他所在的劳改营里有一名看守,本人是个哈萨克文盲,他强迫囚犯站在雪地里慢慢冻僵,自己似乎乐在其中;另一名看守喜欢“显示他的力量”,因此总是无缘无故地“殴打囚犯”。除了许多类似的记录之外,古拉格的档案里还保存了一份关于列舍托夫同志的文件。列舍托夫是战争期间伏尔加建设劳改营某个营站的负责人,他把囚犯关在极其寒冷的牢房里作为惩罚,他还命令生病的囚犯在严寒中干活儿,结果,许多囚犯在干活儿时死去。

通常,实施残忍的行为与其说是出于施虐狂的心理,不如说是出于人的私利。击毙逃跑囚犯的看守得到了奖金,甚至可能获准回家度假。因此,看守有时故意引诱囚犯“逃跑”。

日古林描述了这种事情的后果:

看守会向队伍中的某个人喊道,“哎,把那块木板给我拿来!”

“可是这要越过围栏……”

“没关系。快点!”

囚犯走了出去,接着,一排机枪子弹向他射去。

如同档案所显示的那样,此类事件屡见不鲜。一九三八年,维亚特劳改营的四名武装看守因杀害他们“引诱”其逃跑的两名囚犯被判刑。结果,部门负责人及其助手私分逃跑囚犯财物的事情也露了馅儿。在一九六四年发表于苏联的回忆古拉格的“亲苏”作品中,作家鲍里斯佳科夫也提到过引诱逃跑的做法。

像在押解列车上一样,劳改营的残忍行为有时似乎源于因不得不做乏味的事情而产生的愤怒或厌倦。在科雷马的一个医院当护士时,荷兰共产党员埃莉诺·利珀曾在夜间看护国一个发高烧的胸膜炎患者。患者的背上还有一块溃烂的肿块,那时送他来医院的看守造成的:

他痛苦地喘着气对我说,那个看守想要尽快完成这一趟令人不快的差事,因此拉着生病发烧的囚犯一阵风似的不停地开了几个小时。快到医院时他威胁说,如果囚犯敢在医院报告曾经遭到看守殴打,他将打断囚犯身上的每一根骨头。

这名囚犯吓得要死,拒绝在没有其他囚犯在场的情况下重提这一段经历。“我们让他平静地死去,”利拍写到,“而看守则继续不受干涉地殴打囚犯。”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劳改营看守的残忍是不动脑筋、愚昧无知、随意放肆的残忍,是可能施加于牛羊的那种残忍。虽然当局没有明确要求看守虐待囚犯,但是也没有教育他们把囚犯——尤其是政治犯——完全当做人看待。相反,当局在培养对囚犯的敌意方面却下了很大功夫,经常把囚犯说成是“危险的犯罪分子,企图伤害苏联人民的间谍和破坏者”。这种宣传对普通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己经因不幸的遭遇、不称心的工作和恶劣的生活条件而心怀怨愤。它还引导劳改营的自由工人——本身并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而在劳改营工作的当地人——形成了与武装看守相同的看法,如同一名囚犯所回忆的那样:“通常,一道互不信任的高墙把我们与自由工人隔开……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朦胧的灰色形象——由看守押送,有时还带着警犬——可能非常令人讨厌,最好不要去想它。”

早在二十年代,当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看守高喊着“海豚!”强迫冻僵的囚犯跳进河里时,情况已经是这样了。当然,在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政治犯降格成为“人民的敌人”以及劳改营的管理制度越来越严酷,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九三七年,听说一大批托洛茨基分子即将解送到科雷马,劳改营负责人爱德华·别尔津对一帮同事说,“如果即将到达的这些猪猡在大陆搞过破坏的话,那么,让我们确保他们在科雷马这里为苏联劳动吧。我们有强迫他们劳动的办法……”

无论如何,即使在大清洗以后,宣传也没有真正放松过。整个四十年代以及五十年代初期,经常把囚犯叫做战争罪犯、通敌者、叛国者和间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开始被源源不断地投人劳改营,对他们的称呼多种多样:“毒蛇一般的纳粹刽子手走狗”,“乌克兰德国法西斯分子”或“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务”。当时的乌克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试图以自相残杀讨好他们的主子希特勒,但他们的走狗行径只弄到了一点点赃物”。战争期间,看守把几乎所有政治犯都叫做“法西斯分子”、“希特勒分子”或“弗拉索夫分子”(脱离红军倒戈支持希特勒的弗拉索夫将军的追随者)。

对于犹太人,对于曾经勇敢地与德军作战的老兵,对于逃避本国法西斯统治的外国共产党员,这尤其让人感到屈辱。“我们不是法西斯分子,我们大多数人以前都是共产党员,”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卡尔洛·施泰纳气愤地对一群嘲笑政治犯的人说,这群人冲着一队政治犯大骂“法西斯分子”。德国共产党员玛格丽特·布伯一诺伊曼从古拉格释放出来之后却被直接转进德国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也提到她曾一再被人叫做“德国法西斯分子”。还有,当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对审讯他的人说,作为一个犹太人,根本不可能指控他与希特勒合作时,审讯他的人对他说、他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个“冒充犹太人的德国人”。

然而,这种侮辱并不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幼稚做法。通过把囚犯称为“敌人”或“畜生”,看守对自身行为的合法性有了信心。其实,“敌人”这个概念只是古拉格干部思想意识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可以叫做“国家奴隶”的概念——则向他们持续不断地反复灌输着劳动和不断提高生产指标的重要性,这是苏联继续存在不可或缺的因素。说穿了:只要能让大地出产更多的黄金,怎么做都是合理的。在接受一名英国纪录片电影制作人的采访时,已经退休的前诺里尔斯克生产兼劳改营负责人阿列克谢·洛吉诺夫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完美的总结: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明白,外部世界决不会对苏维埃革命听之任之。不只是斯大林认识到-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党员、每一个普通百姓都认识到,我们不但要搞建设,而且要在完全清楚我们很快就会打仗的情况下进行建设.于是,在我们那个地区,寻找各种原料资源——如铜、镍、铝、铁等等-的行动不可思议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我们早就知道诺里尔斯克的矿产丰富,但是如何开发北极地区的那些资源呢?结果,整个冒险任务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还有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你知道有多少人被逮浦了。我们需要数以万计的人到那里去……

洛吉诺夫是在九十年代说的这番话,当时诺里尔斯克作为一个庞大的劳改营联合体已经消失了近半个世纪.不过,他的话重复了安娜·扎哈罗娃一九六四年写给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的一封信中的那些观点。扎哈罗娃是一位劳改营负责人的妻子,她这封信没有被发表——但是后来刊登在地下出版物上面。像洛吉诺夫一样,扎哈罗娃也谈到了丈夫的责任及其为了国家更加繁荣昌盛所作出的牺牲:“与犯人打交道已经把他的健康给毁了,因为这里的一切工作都会让你神经紧张。我们愿意调动工作,因为我的丈夫已经服役期满,但是他们不愿意让他走。他是一个党员干部,受到他的职责的约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劳改营管理人员跟我说过类似的看法。她自豪地对我谈到战争期间她的囚犯为苏联所付出的劳动:“所有囚犯干起活儿来不遗余力,尽其所能为前线提供支援。”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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