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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古拉格:荒谬绝伦的司法

2013年05月06日 17:05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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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古拉格:一部历史》

作者:[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译者:戴大洪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3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奥伦堡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共逮捕的人数超过了七千五百人,因此不允许用太多时间认真地审查证据。这没有关系,因为对这些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每一名成员的调查其实都是莫斯科授意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部门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完成上级下达的逮捕定额。

由于逮捕的数量巨大,必须专门设定相应的程序。这些程序并不一定总是变得更加残忍。相反,巨大的犯人数量有时意味着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得不把调查压缩到最低限度。被告受到仓促的审讯,然后被同样仓促地判刑,有时经过极其简短的庭审。令人钦佩的军队领导人亚历山大·戈尔巴托夫将军回忆说,他的庭审用了“四五分钟”,确认其个人情况之后只问了一个问题:“你在调查期间为什么不认罪?”然后,他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但是,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经过庭审;他们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了刑,不是被某个特别委员会,就是被某个由三名宫员组成的三人小组,反正不是某个法庭。托马斯·斯戈维奥的经历就是如此,对他的调查完全是敷衍了事。出生于纽约州布法罗的斯戈维奥是一名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美国当局驱逐出境的意大利裔美国共产党员的儿子,一九三五年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苏联。在莫斯科生活的三年间,斯戈维奥渐渐感到大失所望,因此决定要求恢复他在人籍苏联时所放弃的美国护照以便回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他在走出美国大使馆时被捕。

随后对斯戈维奥进行了调查,调查记录(几十年后,他在莫斯科的一个档案馆里复印了这份记录并将其赠送给胡佛研究所)内容简略,与他本人对同一经历的记忆相当。对他不利的证据包括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第一次搜身时从他身上搜出的物品:他的工会会员手册、通讯录、借书卡,一张纸片(“写着一句外语”),七张照片,一把小折刀,一个装有外国邮票的信封以及一些别的东西。国家安全部门上尉索罗金同志的一段陈述证明被告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走进美国大使馆。某个目击者的一段陈述证明被告于下午一点一刻离开美国大使馆。档案中还有初步调查报告和两次简短审讯的记录,每页纸上都有斯戈维奥和审讯者的签名。斯戈维奥最初的陈述如下:“我想恢复我的美国公民身份。三个月前我第一次去美国大使馆申请恢复我的公民身份。今天我又去了……接待人员告诉我,负责我的事情的使馆雇员出去吃饭了,让我过一两个小时再来。”

在随后的大部分审讯中,斯戈维奥被再兰要求重复造访美国大使馆的细节。只有一次他被要求“跟我们谈谈你的所有间谍活动!”在他回答“你们知道我不是间谍”之后,尽管审讯者以一种不太明显的威胁神态抚弄着一根通常用来拷打犯人的橡胶软管,但是看上去他们似乎并不打算进一步追问下去。

虽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于这一案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他们似乎非常清楚案件的结果。若干年以后,当斯戈维奥要求复审他的案件时,检察官尽职尽责地复审了之后总结如下:“斯戈维奥没有否认他确实向美国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申请。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重审斯戈维奥一案。”他所承认的进人美国大使馆——而且承认想要离开苏联——的事实将他打人地狱,斯戈维奥被一个“特别委员会”定为“社会危险分子”,判处五年强制劳动。他的案子按照常规进行了处理。由于当时逮捕的人太多,办案人员只能按最低要求办事。“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更加草率的调查之后以更加不足为凭的证据被定罪。因为嫌疑减弱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有罪的迹象,所以几乎没有犯人被释放,至少也得服完部分刑期。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是四十年代后期被捕的一名苏联犹太人,他回忆说,尽管没有人设法捏造一个针对他的貌似真实的具体案件,他仍然被判处了相对较短的七年徒刑,这只是为了证明国家机器从来没有抓错过人。另外一名前劳改营囚犯杜拉索瓦甚至说,一名办案人员明确告诉他,“我们从不逮捕无罪的人。即使你没有犯罪,我们也不能释放你,因为那样人们会说,我们正在滥抓无辜。”

(摘自《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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