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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古拉格”的罪恶没有得到彻底批判?

2013年05月06日 20:04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斯大林的罪行并没有像希特勒的罪行那样激起发自内心的同样反应。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现任伦敦市市长的肯·利文斯顿曾经努力向我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别。不错,纳粹是“恶魔”,他说,而苏联则是被“丑化”了。这种看法反映了许多人——甚至那些并非传统左派的人——的观点:苏联只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出了问题,但那不是本质问题,不可与希特勒德国的问题相提并论。

直到不久以前,仍然可以把公众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悲剧的认识不足解释为一系列特定情况的必然结果。时间的流逝是其中之一。时过境迁,对共产党政权所应进行的指责确实越来越少了。没有人特别害怕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甚至也没有人特别害怕勃列日涅夫,尽管对于许多毁灭性的行动,这两个人也都负有责任。缺乏以档案研究为后盾的可靠的信息资料显然也是这一系列特定情况的一部分。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不足是因为长期以来原始资料极为缺乏。档案保密;劳改营的遗址禁止进入。电视摄像机从来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们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拍摄过苏联的劳改营或是它的受害者。反过来,没有影像资料又使了解的情况更加少。

而意识形态同样使我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了解苏联以及东欧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少数西方左派就在竭尽全力地为苏联劳改营以及造成劳改营的恐怖统治进行辩解——有时是表示歉意。一九三六年,当时已有数百万苏联农民在劳改营劳动或者被驱逐到流放地,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布夫妇发表了一份关于苏联的长篇考察报告,除了别的内容之外,报告解释了“被压迫的俄国农民”如何“逐渐有了政治解放的感觉”。在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当斯大林专横地判决把成千上万名无辜的苏共党员关进劳改营时,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对哲学家西德尼·胡克说,“越是无辜,他们越应该去死”。

甚至直到八十年代,仍有学者继续介绍东德医疗保健制度的优点或是波兰的和平倡议;因关押在东欧国家集中营里的持不同政见者而引起的抗议和麻烦不断增加,仍然有活动家为此感到局促不安。这大概是因为左派哲学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是苏联哲学的鼻祖。有些术语也是通用的:群众、斗争、无产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等。对苏联的谴责太彻底就有可能殃及某些也曾经被西方左派奉若神明的东西。

一心想为斯大林的罪行进行辩护的不仅是极左派人士,也不仅是西方的共产党人——他们决不会为希特勒的罪行进行辩护。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公平、人一律平等——对于大多数西方人的吸引力,肯定要比纳粹的种族主义主张及其所取得的以强凌弱的成功大得多。虽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起来意味着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对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后代来说,谴责一个至少听起来类似于他们自己的制度的制度相对来说困难。也许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古拉格亲历者的叙述从一开始就总是受到这同一类人的拒绝和贬损,而这些人决不会想到质疑普里莫·莱维和伊利·威塞尔所写的纳粹大屠杀证词。俄国革命发生以后,有关苏联集中营的官方信息对于任何想要得到的人也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苏俄方面对早期劳改营之一白海运河劳改营的著名报道曾经用英文发表过。单用不知就里无法解释西方知识界选择回避这个问题的原因。

另一方面,西方的右派的确努力谴责了苏联的罪行,不过有时使用的却是损害自身事业的方法。给反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造成最大损害的人想必是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新近公布的表明他的某些指控正确无误的文献资料并没有改变他因过于热衷追查共产党员而对美国公众生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最终,他对共产党同情者的公开“审讯”使反共事业因沙文主义和不容异端而蒙上阴影。结果,他的行为不利于达到客观探索历史的目的,反而有利于他所反对的人的事业。

然而,我们对于苏联的看法并不全都与意识形态有关。实际上倒不如说其中许多是被我们逐渐淡忘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的副产品。现在,我们坚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完全正义的战争,几乎没有人想去动摇这一信念。我们记得诺曼底登陆日,记得解放纳粹集中营,记得孩子们拥上街头欢迎美国兵。没有人希望听到还有别的东西,同盟国的胜利也有阴暗面;也没有人希望被告知,正当我们的敌人希特勒的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我们的盟友斯大林的集中营却扩大了。通过战后强行遣返成千上万名俄国人而把他们送入虎口,通过在雅尔塔将数百万人民交给苏联去统治,西方盟国可能已经帮助别人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承认这一切将会破坏我们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的道德纯净感。没有人想知道,我们用帮助一个大屠杀者的手段打败了另一个大屠杀者。没有人想记住,我们所帮助的那个大屠杀者与西方的政治家们相处得有多么融洽。“我真的喜欢斯大林,”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对一位朋友说,“他从不食言。”有许许多多斯大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合影,照片上的人全都面带笑容。

最后,苏联的宣传也不是毫无成效的。苏联企图使人们对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产生怀疑的努力——例如把他描绘成一个疯子、一个反犹分子或者一个酒鬼——确实起了一些作用。苏联对西方学者和记者所施加的压力同样干扰了他们的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我作为一名美国大学生研究俄罗斯历史时,熟人朋友告诉我,上研究生时不要费劲地继续研究这个课题了,因为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当时,那些“善解人意地”撰写苏联问题文章的人士得到了更多查阅档案和官方文献的机会以及时间更长的入境签证,从而使那些不解人意的研究者面临着被驱逐的风险和职业上的难题。不用说,当然没有什么局外人会被允许查阅任何与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或者后斯大林时代的监狱系统有关的资料。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于是,那些过份专心于探究真相的人也就失去了继续待在这个国家的权利。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解释一度形成了一种观念。当我刚刚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适逢一九八九年共产主义制度土崩瓦解,我甚至亲身体会到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看来自然和明显的是,我可能对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几乎一无所知,而它神秘的历史则使这一切更加具有吸引力。十几年以后,我却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属于我们之前的一代人。冷战也结束了,它所造成的同盟关系和国际断层线已经发生了永久性改变。西方的左派和右派目前正在为不同的问题而争吵。可是,由于威胁西方文明社会的新型恐怖主义的出现,使得我们对过去那些赖以防止共产主义威胁西方文明社会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更有必要。

(摘自《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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