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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三部曲》再版译者前言

2013年07月19日 16:36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施用勤

《先知三部曲》

副标题: 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作者: [波]伊萨克·多伊彻

译者: 王国龙/ 周任辛/ 施用勤等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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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的暴力和不够暴力

此书再版与初版虽然只相隔了9年,但在这9年里,中国学界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1999年底或2000年初,席殊书屋在评1999年10大好书时,评委之一、经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块理论文章的中共理论家对某些学者提议把《先知三部曲》列入1999年10大好书提出异议,说如果这样的话,就要对联共(布)党史重新评价。

去年2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的一篇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文章,说的就不是联共(布)各派人物的是非对错的问题了,而是彻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共产党,从它的领袖列宁开始。文章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搞密谋策划的布朗基主义,搞的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不是他晚年更加成熟的思想--民主革命。据此,作者不仅把斯大林的专制暴政,甚至连中国的反右、文化革命都算到十月革命的账上。这已经不是如何评价联共(布)党史了,而是在否定暴力革命下彻底否定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了。大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重归革命家行列才不会引起异议。因为此时,革命家已被视为洪水猛兽、罪恶渊薮。这使笔者想起1991年在参观莫斯科的一个庄园时看到的一个挂盘,上面画着一条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多头恶龙,这条恶龙的最大的一颗头是列宁,在他的两边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也在其中。当年用屠刀划出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鸿沟,在时隔50多年后,在革命不再神圣时,消弭了,让人感到当年的屠杀者枉费心机,牺牲者的血则白流了。

去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按以往的惯例,每年11月7日,央视总要播放俄共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的游行,游行者举着红旗和列宁肖像的新闻,还要播一个专题片。然而去年不知为什么原因,央视不仅没有播放专题片,连相关的新闻报导都没有。想必不是因为俄国在这一天没有人或政党再为纪念十月革命而游行了。正式刊物除了《炎黄春秋》在11月号上又刊登了一篇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外,也几乎没有一家刊物刊登相关文章。

在这段时间内,在民间网络上却形成了关注十月革命的一个小高潮,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某个“知道分子”称十月革命时并没有发生像样的战斗,因此不能算是革命。有人借题发挥,指责媒体把华南虎照片的真假炒得沸沸扬扬,却对十月革命的真假缄口不言。这些人同样是要否定十月革命,但与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不同,不是因为它是暴力革命,而是因为它不够暴力。革命在后革命时代的尴尬,在这两种声讨声中尽显无遗。

笔者根据近年来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写了《解读十月革命》一文,指出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马克思主义是铁案如山,根据是马克思一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没有给它加任何限定,说在和平时期联合,而在战争期间就应该为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相互厮杀。另外证明,十月革命并非像以往所宣传的那样,是一场暴力革命,更不像《民主社会主义》一文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布朗基式的密谋策划的阴谋活动,而是一场苏维埃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靠的是公开的宣传鼓动工作,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其中没有任何阴谋可言。在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绝大多数,临时政府也是由它们组成。倒是它们在政治斗争中使用了阴谋手段,如串通帝国主义盟国阻止流亡国外的反战的国际主义者回国。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正是因此不得已而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返回俄国。持合法手续回国的托洛茨基更是在旅途中被英国海军截下,在哈利法克斯拘押了一个月。在为帝国主义盟国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发动的6月18日的进攻失败后,克伦斯基政府和苏维埃多数派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借列宁乘德国铅封车回国一事把布尔什维克领袖诬陷为德国特务,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查封它的报纸,通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把托洛茨基等人投入监狱。然而,这些阴谋再加上权力,也未能阻止革命的进程。原因并不是布尔什维克阴险,而是他们严格遵循革命的内在逻辑,并把这一逻辑贯彻到底。

革命本是社会矛盾极度激化的产物。二月革命也不例外。二月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土地和面包”,其中的阶级内容是显而易见的。和平就是停止战争,反对资产阶级扩张和争夺市场的野心,土地就是农民要求把大地主和贵族的土地分给农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战争,大概是不能否定的。这不是布尔什维克下的定义。在大战爆发前,第二国际开过三次大会,谴责战争。而市场和殖民地是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要停止战争,就要反对那些挑起战争或要发战争财的人。二月革命后组建的立宪民主党和进步集团的政府虽然不是发动战争的政府,但它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是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新政府继续参战,除了盟国的胁迫,也出于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分一杯羹的本国资产阶级的要求。

“和平、土地、面包”是普通群众的要求,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胜利的二月革命后组建的人民革命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和领导党,它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履行革命党的职责,满足群众在二月革命中提出的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二月革命只是推翻了沙皇,并没有实现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或是干脆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让它把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其扩张野心。但他们既不领导群众完成革命,也没有把政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他们只是请杜马临时委员会出来组阁,而自己仍作为苏维埃的领导党,在第一届资产阶级政府垮台后,他们坚持要建立联合政府,即社会主义者与资本家的联合政府,企图充当革命人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协调者的角色。这是任何一个政党在革命中都无法扮演的角色。人民要求和平,而资产阶级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二者之间是不能调和的;人民要求土地,而与大地主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满足人民的这个要求的,这也同样是不可调和的。妄图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的必然失败。他们既不能让资产阶级、地主贵族放弃扩张野心,把土地分给人民,也不能让经过革命洗礼的人民群众继续像以前一样地为前者当牛做马,为他们的利益而流血牺牲。因此,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前的8个月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没有为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和平和土地--向前迈出一步,倒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迎合资产阶级的要求,现在他们打着保卫俄国革命的旗号继续战争,打着维护革命秩序的旗号镇压农民自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但他们毕竟是苏维埃的多数党,承受着这个革命机构的压力,不能完全无视人民的要求,彻底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就这样,他们迅速地耗尽了他们在二月革命中赢得的资本,灰溜溜地退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6月举行的全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们能得到5/6的选票,而在科尔尼洛夫暴乱后,他们在彼得格勒市杜马的选举中就已落败,在9月举行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两党的席位加在一起还比布什维克少4席。在10月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占压倒多数。

托洛茨基后来总结说,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他们当权时,能够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其实,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失败之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之处。他们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人民的和平与土地的要求,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权力交给资产阶级或与资产阶级联合组阁。他们对人民耐心地解释,只有建立人民政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才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土地,而资产阶级政权(联合政权也一样),只能让人民继续为英法美交易所老板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流血牺牲。当人民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布尔什维克的预言和对临时政府及苏维埃的多数党的批评一次次地被现实所证实时,人民转向了布尔什维克,把他们对和平和土地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党的身上。而布尔什维克也没有欺骗人民。它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本国和盟国的资产阶级决裂,在它的和平宣言遭到盟国拒绝的情况下,毅然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单独媾和,并把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了人民的这两个基本要求。这就是谴责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站不住脚的原因,也是它不够暴力的原因。因为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苏维埃民主革命。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托洛茨基 十月革命 苏维埃 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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