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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书摘


来源: 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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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

汤一介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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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

会通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

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定位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寻求文化中的普遍价值

中华民族需“反本开新”

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

“文化大革命”后,常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出现了精神危机或者说信仰危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一般都认为,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搞得太糟了,所以出现了精神危机。我想,也许应该更往前来考虑,这就是说自1949年后已种下了会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根子。我们知道,自1949年后不断地进行各种政治运动,只破不立,逐渐形成了一股支配和控制中国社会的“极左”思潮,并把这种“极左”思潮强加于我们这个民族,把我们的文化传统打断了,使我们这个民族几乎成了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后要求“拨乱反正”,1980年代才有在文化上摆脱两个传统的要求,一是摆脱两千多年来的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和三十年来的“极左”(同样是专制)的新传统。当时许多学者认识到,这两个传统是不可能使中国现代化的。于是从1980年代中期起,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以讨论中国文化走向为特征的文化热。当时,知识界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只有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和文化上的现代化。因此,这个时期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书被大量译成中文,对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种情况被“六四”打断了,推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走向现代化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

到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很大变化。1989年5月初,我们曾在香山卧佛寺召开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知识界仍然认为可以对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文化走向现代起一些作用。到1999年5月初由北京大学主办的一次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国际讨论会上,有一位曾经参加过1989年会议的美国学者在会上问我对这两次会议的不同有什么想法,我当时回答说:“由于‘六四’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边缘化。因为‘六四’以前,知识分子还企图参与社会,甚至参与到政治里来,可是‘六四’以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觉得无能为力,你怎么做呢?”北大召开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我们找了部分参加过1989年香山卧佛寺会议的学者到大觉寺座谈,但会议刚刚开了一个多小时,出了点意外的麻烦,我们不得不把会议停下来,一齐去看禅茶表演了。这使我不禁想到,有人大概希望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每天都喝喝茶,下下棋,弹弹古琴最好,如果能唱点“赞歌”那就更好了。就这种情况看,如果说198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感到中国社会存在着精神危机、信仰危机,那么199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也许较安于现状了。特别使我担心的是,在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追求金钱,二是追求权力。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北大有些人对清华很羡慕,因为清华仕途比较好。这不能不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精神危机。

我们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我觉得很难办。而且,这种现象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有很多讨论,比如由上海几位学者提出来的重建人文精神,也仅仅停留在很小的范围之内,没办法将它认真扩大开来。何况北方的学者接着便问:“我们何时有人文精神,何能重建?”1990年代,学术界表面上很活跃,介绍和发挥过不少新思潮: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国学热(出现所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新保守主义、新人文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所有这些思想流派对社会都没什么大影响。可是各种气功学说却在社会上大大地流行了。也许只有一个回答,我们这个民族存在着深刻的全民族的精神危机。

一个民族失去了精神支柱,就像人的身体没有灵魂一样。现在,我们的社会相当严重地存在着金钱拜物教和权力的崇拜,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刊上看到多起贪污腐化的事例,如果从互联网上看,那么所揭发出来的事例不知多少倍于已在报刊上揭发出来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严重地败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虽然党和政府想了种种办法来预防贪污腐化的发生,也惩办了一些贪污腐化分子,但似乎收效甚微。我想,这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如没有独立的监察机构、没有保障言论自由的制度)外,主要是发生了全民族的精神危机。现在要救治这种精神危机,以下几个方面也许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第一,我们是否应恢复和发扬我国传统的美德。传统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基,在长期历史中积累起来的种种美德有着深厚存在并延续下去的理由,我们不能轻易把它丢掉,只能在继承中发展它,使它更加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需要。近几年来,世界各地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宗教学家、社会学家都提出寻求全球伦理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它将不仅会对我们民族从一重要的方面克服精神危机,而且也是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走出当前社会各种病症的一条出路。寻求全球伦理是一项人类道德的建设工程,它绝不是简单的寻求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而应是从各个民族的传统的核心伦理观念(或者说某种伦理学说的终极理念)中找寻有益于今日社会道德的资源。我们知道,不同传统的文化,特别是有很长历史传统而至今仍然对人类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文化传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非常坚固的基本伦理观念。这些基本的伦理观念正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所在,也是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保证。我们所要寻求的伦理观念中的最低限度的共识都是和某个民族的基本伦理观念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从某种伦理体系中分割开来。这就是说,摈弃传统道德是无法在空地上建立社会规范的。

例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他人、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长久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联系起来,那怎么能让它有个根基呢,尊重他人(爱他人)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学”相联系的。如果我们抛弃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天天批判“仁政”,鼓吹“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提倡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你能真正地尊重他人吗?你能真正地爱护别人吗?所以,任何对人们的社会规范的具体要求,都必须有一套伦理学理论作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由传统积累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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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汤一介 《瞩望新轴心时代》 中国文化 中西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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