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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书摘


来源: 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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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能全面地讨论儒家的伦理问题,它无疑有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容“爱人”思想无论如何是我们今天仍应继承和发挥的。

照我看,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论语•学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爱自己的亲人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己及人”,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大下归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我认为,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常有误。(我自己过去的解释也不正确。)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列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所谓“克己复礼”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仁”是做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则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其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而贡献于人类社会。

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支持中国两千多年有关做人的道理的“仁学”(“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掉了,那么我们的社会如何能不混乱,如何还能不发生精神危机呢?从这里看,对待传统的伦理思想,我们只能继承它、发展它,使之适合现今社会生活之要求,决不能抛弃它,而另外建立与之对立的“斗争哲学”。当然,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仅应使传统得到发展与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而且还应充分吸收一切适应我们社会发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伦理美德。

在吸收其他民族的伦理美德方面,我们也是有深刻教训的。由于我们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曾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种种道德准则(包括其他民族信仰的宗教)视为坏东西而加以排斥,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造反有理的民族心态。从上述情况看,我们的社会如果不发生精神危险那才是怪事呢。要走出这样的精神危险,我想大概得在较正常的政治气候下,众多知识分子和官员对我们社会存在的精神危机的危险性有充分认识,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才可以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中华民族建立起健康向上的美德。

第二,人们是否应该有信仰。我想,这个问题是和上面讨论的精神支柱问题相联系的。捷克总统、思想家哈维尔说:“……没有信仰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仰的人只关心尽可能舒适,尽可能无痛苦地过日子,除此之外他们对一切都麻木不仁。”在一个社会中不同人群由于其生活环境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所受教育不同以及偶然的机遇不同,而可能有着不同的信仰。因此,信仰会有多种多样,可以有对某种宗教的信仰,可以有对某种主义的信仰,也可以有对某种学说的信仰等等。大凡普通的老百姓,往往会对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众多民间风俗产生信仰。在比较常规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在生活中有同一的信仰,这大概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都证明了的普通道理。因此,我认为只要有益于造福人类社会生活,引导人们向善的信仰,都应受到尊重,不应用政治权力干涉信仰自由。因为,这些有益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信仰往往和他们的理想有关,正如哈维尔所说:“只有那些在内心深处存有信仰的人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或者不如说他的内心向真实敞开了),他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扭曲真相,因为他没有这样做的个人或者情绪上的理由。”我想,哈维尔这里所说的信仰,无疑是指我上面所说的有益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信仰。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益于社会生活的信仰绝不止一种,这正是由于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所以不能强迫所有的人只能有一种信仰,这无异于把信仰变成一种控制人们思想和感情的专制手段。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曾经发生过要求把人们的思想信仰统一于某种特定的思想信仰下,或者要求所有的思想信仰都必须在某种特定的思想信仰指导下才可以被允许的情况。这种状况是极不合理的,也是行不通的,甚至会扼杀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而且,一旦对全社会都要求遵守统一的信仰,由于政治的或者其他的原因发生严重危机,那么社会就可能形成一种无信仰的真空状态,信仰危险就会产生,在我国“文化大革命”后发生的信仰危机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信仰危机的时期,由于某些官员已经没有什么美好的信仰,不管是对主义的信仰,还是对学说、宗教的信仰,统统都没有了,如果说还有什么追求的话,大概只是金钱和权力,这如果也可以叫作信仰,我们可以说他们信仰金钱和权力拜物教,他们是一些贪污腐败、胡作非为、对社会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对老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的人。这种状况,哪能不使全社会陷入一种信仰危机呢?我们只要坐坐出租汽车,就可以听到众多的司机同志对我们的社会病如何看法了。

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社会往往至少要由两套社会机制来维系,一套是较为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如民主政治等),另一套是社会的道德准则(它往往和宗教信仰或伦理体系分不开)。前者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但它主要应是保护人民的各种权利和要求人民对社会尽一定的义务;而后者则往往和人们的个人信仰有关。对于后者,只要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就不应用政治权力去干涉,它对政治来说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从历史上看,用政治权力打击宗教往往适得其反。例如在我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灭佛,但到他的下一代孝文帝时,佛教又发展起来。北周武帝灭佛,但到隋朝,佛教反而得到了空前发展,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对于佛教,“天下之人,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这是因为宗教涉及广大群众,在社会中长期存在且有广泛影响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的思想,是不可能用任何政治力量消灭的。对宗教问题是如此,其实对某些有益于社会的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浪漫主义、新人文主义等等)和学说也应如此,只能按照党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来处理。人类社会应是丰富多彩的,什么都要求一律,那么人类社会就会成为死水一潭。这难道是人类的理想?上面,我主要是对我们国家存在的问题方面的一些现状所作的描述。

其实就目前情况看,这些令人沮丧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是相当普遍存在着的。幸好在这人类走出20世纪和即将跨入21世纪之时,不少思想家、政治家们都在反思,都从不同的方面看到了20世纪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希望人类社会走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使21世纪的人类社会有一个美好的、健康的、充满希望的、能自由歌唱的生活空间。我们等待着,我们企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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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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