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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书摘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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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我是解放后才由北大国文系改入历史博物馆的,同时还在北大博物馆系教教陶瓷。因为北大博物馆系那个供参考用的陈列室,部分瓷器和漆器,多是我捐赠的,同时还捐赠了些书籍。

到馆不多久,即送我去西苑革大“政治学院”学习,约一年之久。临结业前,多重新分配工作,有的自愿填写。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自己还能做什么也不明白,所以转问小组长,请转询上级,看做什么工作好,就派我去。因为既学习了将近一年,有大半年都是在饭后去厨房服务,和一个老炊事员关系搞得很熟。已对为人民服务不分大小有所体会。过不久,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鼓励我再学习,再写作。

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表示,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因此,即回了博物馆。照当时情况说来,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图书室又不像样。同时来的同事比起来,知识都比我扎实得多。有的搞了几十年陶瓷,如傅振伦。有的熟习汉事有专著,如马非百。有的还专史学考古,如孙、姚、王、李诸人。按习惯,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没有人考虑到去陈列室,一面学,一面做说明员,从文物与观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可望提高认识的。我正因为无知,第一记住“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作者历来不会准确引用政治术语,即使在“文革”中易获“篡改”一类罪名情况下,他在转述政治理论文件原文,或试用“文革”语汇于文字中时,仍只能做到大致仿佛程度。下同),第二记住“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性”,第三学习《实践论》,《人民日报》社论上介绍说“若一切学术研究工作,善于用实践论求知识,反复求证的方法去进行,必可得到新的进展”(大意是这么说的)。又学习过《矛盾论》,并不怎么懂,但是觉得,就懂到的点滴,试运用到文物研究,也一定可望取得新发现。明白“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联系和发展”。这些原则当时虽还孤零的记入印象中,但试来结合到我对于文物的学习研究上,得启发就太大了。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做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好些,基础踏实些。

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 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有些问题比较专门,而且是国内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也还是从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十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得就比较落实了。

大致当时从组织上看来,我的工作似太沉闷了点,(或者别的原因)为照顾我情绪,又让我去当时辅仁大学教三小时散文习作,为二十个学生改卷子。不多久,又给我机会去四川参加土改。这期间,我曾写了个《我在文学创作上错误思想的检讨》(1951 年11 月11 日,《光明日报》以《我的学习》为题发表了这篇检讨),可能是由《光明日报》发表,香港曾转载过。土改工作是在内江县三区产甘蔗出白糖地区,剥削特别严重,蔗农生活多近于农奴。我在总队部专搞“糖房的剥削调查”工作,工作前后约五个月。受到一次终生难忘的深刻教育。本来用意,也有可能希望我就材料写一中或长篇小说。末后因为时间短,问题多,懂的事还不够全面,无法着手,只好搁下。

回到重庆,总队总结发言时,还曾让我就问题作二十分钟发言。我表示完全拥护党的政策。(作者曾在当时一封家书里谈到这次发言情况:“……我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二十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如有四十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二十分钟,说一半时,却有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

回到北京,因参加过土改,对个人写作思想错误,有深一些认识,在学生中还主动自我批评了一次。不几天后,又调我参加文物行业的三反、五反,约工作一月,更近于“作战”。当时全市似约百二十家古董铺,我大约记得前后即检查了八十多家。馆中同事参加这一战役最久的,我是其中之一。这也明显是组织上有意教育我,有更多实践学习的机会。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却十分兴奋愉快。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我的综合文物知识比较广泛,也比较踏实,和这次组织上给我的教育机会特别有关。主席伟大无比著作《实践论》提示求知识的新方法,试用到我本人学习上,得到的初步收获,使我死心塌地在博物馆做小螺丝钉了。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的。因为若说起“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实,就得懂史实!因此,当辅仁合并于人民大学,正式聘我做国文系教授时,我答应后,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拒绝了。以当时待遇而言,去学校,大致有200 左右薪资,博物馆不过100 左右,为了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一点认识:教书好,有的是教授,至于试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运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国内同行实在还不多。我由于从各个部门初步得到了些经验,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做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

如果方法对,个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后来无人。

我于是心安理得,继续学习下来了。

我虽那么为工作而设想,给同事印象,却不会怎么好。因为各人学习方法不同,总像我是“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特别是整日在陈列室,他们无从理解。因为研究员有研究员习惯架子(或责任),不坐下来研究,却去陈列室转,作一般观众说明,对他们说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故宫直到1964 年后,除非什么要人贵宾来参观,高级研究员才出面相陪,平时可从不肯为普通观众作说明的。本馆也有这个习气,唯在专题展时稍好些。陈列改上新大楼,情形不同一点。但是有点基本认识并未克服,因此即少有搞陈列的同志,真正明白从做说明员中,同时还可以学许许多多东西。且由此明白某部分懂得并不深透,再进而结合文献去印证,去反复印证。所以经过十年八年后,说来说去,永远无从对某一问题的深入。因此到改陈时,就多是临时抓抓换换,而并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数!

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别人一切近于由无到有,却学了那么多,方法原因又何在?总以为我学习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一点不明白恰恰不是个人兴趣。

正因为那种领导业务方法,不可能使业务知识得到应有的提高,许多同志终于各以不同原因离开了。因此一来,外机关有更好的位置,我也不会离开了。因为我相信我学习的方法若对头,总有一天会得到党领导认可的,研究人少,我工作责任加重是应当的。

博物馆到计划搞通史陈列时,碰到万千种具体问题,都得具体知识解决,不认真去一一学懂它,能解决吗?不可能的!没有一批踏踏实实肯学习的工作同志,用什么去给观众?问题杂,一下子搞不好,是必然的。要搞好,还是一个“学习”。所以我继续学下来了。以为我只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其实是不明白陈列说明中所碰到问题的多方面性。一个研究员在很多方面“万金油”的常识,有时比专家权威还重要得多。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有三个原因稳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命是党抢救回来的,我没有自己,余生除了为党做事,什么都不重要;二、我总想念着在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三、我觉得学习用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搞文物工作,一切从发展和联系去看问题,许多疑难问题都可望迎刃而解,许多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都可望得出头绪,而对新的历史科学研究领域实宽阔无边。而且一切研究为了应用,即以丝、瓷两部门的“古为今用”而言,也就有的是工作可做。所以当时个人生活工作即再困难,也毫无丝毫不快。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只是感到过去写作上“自以为是”犯的错误,愧对党、愧对人民而已,哪里会是因为地位待遇等等问题?

大致是1953 年,馆中在午门楼上,举行“全国文物展”。我自然依旧充满了热情,一面学,一面做说明员。展出时间似相当长久,因此明白问题也较多。

后来才听说主席在闭馆时曾亲来看过两次。看过后很满意。问陪他的:“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他们回答:“有沈从文……”主席说:“这也很好嘛……”就是这一句话,我活到现在,即或血压到了二百三,心脏一天要痛二小时,还是要想努力学下去,把待完成的《丝

绸简史》、《漆工艺简史》、《陶瓷工艺简史》、《金属加工简史》一一完成。若果这十八年工作上有了错误,降我的级,作为一个起码工作人员,减我的薪,到三十元,至多五十元,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我心脏支持得住,手边有工具书有材料可使用,工作还是可以用极端饱满热忱来完成。而且还深信,这工作是会在不断改正中搞得好的。为什么?因为我老老实实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搞调查研究,有些认识是崭新的,唯物的!我应当用工作来报答主席,报答党。

同样是1953 年,似9 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我被提名推为出席大会代表。我参加了大会。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时,主席和总理等接见了我们。由文化部沈部长逐一介绍。主席问过我年龄后,承他老人家勉励我“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我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因为我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总不可能全部是毒草,而事实上在“一• 二八”时,即有两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战后,在广西又有三部小说稿被扣,不许印行。其中一部《长河》,被删改了许多才发还,后来才印行。二短篇集被毁去。解放后,得书店通知(也是在1953 年左右),全部作品并纸版皆毁去。时《福尔摩斯侦探案》、《封神演义》、《啼笑姻缘》还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说了。我的遭遇不能不算离奇。这次大会经主席接见,一加勉慰,我不能自禁万分感激而眼湿。给我机会在写作上再来补过赎罪。照我当时的理解,这对我过去全部工作,即无任何一个集子肯定意义,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若完全否定,我就不至于重新得到许可出席为大会代表了,不至于再勉励我再写几年小说了。

这勉励,只增加我感激和惭愧。这经过,即家中人我也没有说,只考虑我应当怎么办。由于学习了几年主席关于文艺的许多指示,从工作全面去考虑,照“文艺面向工农兵”的原则,我懂的多是旧社会事件问题,而对新社会问题懂得极少,即或短期参加过土改、五反,较长时间却在午门楼上陈列室、文物库房、图书室。若重新搞写作,一切得从新学习。照我这么笨拙的人,不经过三年五载反复的学、写、改,决不会出成果。同时从延安随同部队,充满斗争经验,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壮有为、聪明才智出众超群的新作家又那么多。另一方面,即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同级研究工作人员,多感觉搞这行无出路,即大学生从博物馆系、史学系毕业的,也多不安心工作。我估计到我的能力和社会需要,若同样用五六年时间,来继续对文物作综合研究,许多空白点,一定时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较大进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觉得十分平常,而且认为自然应当,十分合理了。

因此,我就一直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学了十年,许多旧日同行,学校同事,都认为是不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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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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