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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专业之谜——《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代序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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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和文物》

沈从文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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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

汪曾祺

沈先生忽然改了行。他的一生分成了两截。1949 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 年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写了一些关于文物的书,其中最重大(真是又重又大)的一本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近十年,沈先生的文学作品重新引起注意,尤其是青年当中,形成了“沈从文热”。一些读了他的小说的年轻读者觉得非常奇怪:他为什么不再写了呢?国外有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为之大惑不解。我是知道一点内情的,但也说不出个究竟。在他改业之初,我曾经担心他能不能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一个名堂,因为从我和他的接触(比如讲课)中,我觉得他缺乏“科学头脑”。后来发现他“另有一功”,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搞出了成绩,我松了一口气,觉得“这样也好”。我就不大去想他的转业的事了。沈先生去世后,沈虎雏整理沈先生遗留下来的稿件、信件。我因为刊物约稿,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要找虎雏谈谈。我爱人打电话给三姐(师母张兆和),三姐说:“叫曾祺来一趟,我有话跟他说。”我去了,虎雏拿出几封信。一封是给一个叫吉六的青年作家的退稿信(一封很重要的信),一封是沈先生在1961 年2 月2 日写给我的很长的信(这封信真长,是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写的,钢笔小字,两面写,共12页,估6000 计不下字,是在医院里写的;这封信,他从医院回家后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我,这是底稿;其时我正戴了右派分子帽子,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沈先生寄给我的原信我一直保存,“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还有1947 年我由上海寄给沈先生的两封信。看了这几封信,我对沈先生转业的前因后果,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从一个方面说,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左”、“右”都骂他。沈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上说:

“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

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约在1942年顷,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第二次是1947 年,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第三次是从香港发动的。1948 年3 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三十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已经有几篇文章披露了沈先生在1949 年前后神经混乱的事(我本来是不愿意提及这件事的),但是在这以前,沈先生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自己前途的设想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他在1948 年12 月7 日写给吉六君的信中说:

“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基于这样的信念,才使沈先生在北平解放前下决心留下来。留下来不走的,还有朱光潜先生、杨振声先生。朱先生和沈先生同住在中老胡同,杨先生也常来串门。对于“玄黄未定”之际的行止,他们肯定是多次商量过的。他们决定不走,但是心境是惶然的。

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进步学生社团自己干的。在那样的时候,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为渊驱鱼”, ,把本来应该争取,可以争取的高级知识分子一齐推出去么?这究竟是谁的主意,谁的决策?

这篇壁报对沈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这张大字壁报。

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准确。

“一切终得变”,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的。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上说:

“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唯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

但是他又估计自己很难适应: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不幸而言中。沈先生对自己搁笔的原因分析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断挨骂,是客观原因;不能适应,有主观成分,也有客观因素。1949年后搁笔的,在沈先生一代人中不止沈先生一个人,不过不像沈先生搁得那样彻底、那样明显,其原因,也不外是“思”与“信”的矛盾。

三十多年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文艺的主要问题也是强调“信”,忽略“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十年文学的转机,也正是由“信”回复到“思”,作家可以真正的独立思考,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用自己的脑和心思索生活,用自己的手表现生活了。

北京一解放,我们就觉得沈先生无法再写作,也无法再在北京大学教书。教什么呢?在课堂上他能说些什么话呢?他的那一套肯定是不行的。

沈先生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也可以说是一条退路,改行。

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据沈虎雏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18 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无事可做时,就把那些古画一

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欣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来看。“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见《从文自传• 学历史的地方》)。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爱国爱民,始终如一,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

沈先生的转业并不是十分突然的,是逐渐完成的。北京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馆系,并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在杨振声、沈从文等几位热心的教授的赞助下搞起来的,馆中的陈列品很多是沈先生从家里搬去的。历史博物馆成立以后,因与馆长很熟,时常跑去帮忙。后来就离开北大,干脆调过去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时很痛苦,有时又觉得很轻松。他名心很淡,不大计较得失。沈先生到了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沈先生对于写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跛者不忌履”,一个人写了三十年小说,总不会彻底忘情,有时是会感到手痒的。他对自己写作是很有信心的,在写给我的信上说:“拿破仑是伟人,可是我们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我初来北京还不懂标点时,就想到这并不太难)。”直到1961 年写给我的长信上还说,因为高血压,馆(历史博物馆)中已决定“全休”,他想用一年时间“写本故事”(一个长篇),写三姐家堂兄三代闹革命。他为此两次到宣化去,“已得到十万字材料,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想重新提笔,反反复复,经过多次,终于没有实现。一是客观环境不允许,他自己心理障碍很大。他在写给我的信上说:“幻想……照我的老办法,呆头呆脑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个本本的……可是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二是,他后来一头扎进了文物,“越陷越深”,提笔之念,就淡忘了。他手里有几十个研究选题待完成,他有很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时间精力全为文物占去,实在顾不上再想写作了。

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198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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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沈从文 文学 文物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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