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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别歧视每年百万女性惨遭杀戮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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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天空的另一半》

[美] 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美]雪莉·邓恩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女孩效应

要是没有女人,有多少男人会是今日的模样?少之又少,先生,少之又少啊!

--马克·吐温

斯雷·拉思是一个浑身散发着自信的柬埔寨少女,她有着浅褐色的皮肤,脸庞圆润,乌黑的秀发从脸上滑落下来,在人山人海的街市里,她站在一台手推车旁边,平静、超然地诉说自己的故事。她不时把黑眼珠前方的头发拨开,这也许是不自觉的紧张动作,是一个透露焦虑或创伤的信息。她修长的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又透出跟焦虑或创伤不协调的优雅。

拉思骨架纤细,不起眼的瘦弱身材跟她鲜明外向的个性有着天壤之别。当天空骤然下起一阵热带大雨,我们全身都被淋透了,她只是开怀大笑,并急忙把我们带到一间铁皮屋下躲雨。大雨在上方叮咚作响之际,她愉快地继续述说自己的故事。然而对于一位柬埔寨的乡村少女而言,拉思迷人的外貌与讨喜的个性却是惹祸上身的宿命之物,而她信任他人的天性又加重了几许危险。

拉思15岁时,家里缺钱,她决定到泰国当两个月的洗碗工,帮忙负担家计。父母开始很担心她,但得知她是和四个女孩同行,并且在同一家泰式餐厅工作,他们也就放心了。没想到进入泰国后,中介把她们交给了流氓团伙,团伙又把她们带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拉思第一次见到吉隆坡干净宽阔的大道和闪闪发亮的高楼大厦,见到当时世界最高的双子星大楼,她大为感叹,觉得这个地方安全又亲切。但是随后,歹徒把她和另外两名女孩关进了一家卡拉OK酒吧,那其实是家妓院。大伙儿称一名将近40岁的流氓为“老大”,他接管这些女孩,声称他付钱把她们买下来了,现在她们得把这笔钱还清:“你们给我好好赚钱,债还清了,我就把你们送回家。”他一再保证她们若是乖乖合作,最后就会被释放。

在明白自己陷入什么险境之后,拉思如遭晴天霹雳。老大把她锁进一个房间,里面的客人逼她性交,她宁死不从,令客人大为光火。“老大发飙,甩我耳光,两手换着打。”她回忆道,口气中透着无可奈何的认命态度,“我脸上的伤过了两个星期才好。”然后老大和手下马仔轮番强暴了她。

“你要是不乖乖伺候客人,”老大一边打她一边说,“我们就把你揍死,听到没有?”拉思不再反抗,只是小声啜泣。老大强迫她吞下一颗药丸,团伙里的人称之为“快乐丸”或“摇头丸”。她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但是服下那玩意儿后,她连续一个小时不住地摇头晃脑、昏昏欲睡,只能任人摆布。药效过了之后,拉思又开始哭,她被迫对所有客人露齿而笑,不听话就会被干掉。拉思妥协了。

所有女孩全年无休地在妓院工作,每天长达15小时。她们平时不准穿衣服,这样就不容易逃跑或是把小费藏在身上。她们也不准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她们经常被打得很惨,直到学会看到客人时立刻条件反射地笑。男人可不愿意付那么多钱跟红着眼睛、面容憔悴的女孩上床。这些女孩从来不准上街,工作也从来没拿到过一分钱。

“他们只给吃的,但给得不多,因为客人不喜欢胖女孩。”拉思说。女孩们每天在监督之下坐巴士往返于妓院与公寓之间,她们十几个人住在一栋公寓的第十层,大门从外头被反锁。一天晚上,几个女孩走到阳台上,把一条5英寸宽的长木板从晒衣服的挂物架上撬下来,然后架往距离12英尺远的隔壁栋阳台上。木板晃动得十分厉害,但是拉思在这里已经绝望至极,她打算孤注一掷,于是跨坐在木板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

“我们有四个人都上去了,”她说,“其他人吓得不敢尝试,因为木板真的晃得厉害。我也很害怕,不敢往下看,但是留在那里我更害怕。我们觉得就算摔下去死掉,也比留在那里好,反正留下来最后也是死路一条。”

到了隔壁栋阳台,女孩们大声敲窗户,吵醒了一脸吃惊的住户。她们不会说马来语,不太能跟屋主沟通,但对方还是让她们进屋了。她们从前门出去,乘电梯下楼,在寂静的街道上四处游走,直到找到警察局求救。警察先是想把她们赶走,后来竟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了她们。马来西亚的反移民法非常严苛,拉思坐了一年牢之后,按说应该被遣返回国。当马来西亚警察把她载到泰国边界时,她以为是护送她回家,结果却把她再度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又把她卖给一家泰国妓院。

拉思所经历的这段波折,让我们瞥见世界许多地方的妇女所惯常遭受的残暴对待,这样的暴行慢慢受到关注,被公认是本世纪最主要的人权问题之一。

然而,这项议题所牵涉到的问题,几乎还没有出现在全球议程里。的确,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报道国际事务时,无法想象有一天会写这本书。我们当时深信,让人眉头深锁的外交政策问题应该是崇高而复杂的,比如禁止核武器扩散。在当时,很难想象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会忧虑于孕产妇死亡率或女性外阴残割问题。那时,对于妇女的迫害是边缘议题,只有女童军才认为值得为其捐款。我们宁可探讨深奥难懂的“严肃问题”。

因此,这本书是我们两人一起担任《纽约时报》记者时,自身觉醒之旅的产物。

女性生存问题极少引起发展中国家主流媒体的注意,尤其是南亚和伊斯兰教世界。在印度,女子因嫁妆不够而被处罚或因男人想要再娶而被杀害的“火烧新娘”(brideburning)事件,大约每两个小时发生一起,但是这种消息很少成为新闻。在巴基斯坦的姐妹城伊斯兰堡与拉瓦尔品第,光是过去九年间,就有5000名妇女因被认为不听话而被家人或亲家浇上煤油后点火焚烧--或者被泼硫酸,后者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况也许更悲惨。要是以这种速度把妇女活活烧死的是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可以想象抗议之声会有多么强烈。然而政府没有直接参与,人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一名重要的异议分子在异国遭逮捕时,我们会写一篇头版新闻;而当10万名女孩常态性地遭到绑架及被非法卖到妓院时,我们甚至认为这不是新闻。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记者往往善于报道特定日子发生的事件,却疏于报道每日常态性发生的事情,比如妇女每日遭受的残暴对待。疏忽这个主题的并不是只有记者。美国的对外援助中,特别针对妇女的不到1%。充满热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制订出了一套性别不平等的评估方法,深切地提醒我们性别不平等所包含的风险。“超过1亿名妇女失踪。”森在1990年刊载于《纽约书评》的一篇经典之作中如此写道。这篇文章开创了一片崭新的研究领域。森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因此,通常情况下,世界许多地方女性人数应该多于男性。就连在贫穷地区,比如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许多地方,女性也比男性多。然而在极为重男轻女的地区,妇女却从人间蒸发了。就中国的总人口数来看,每100名女性有107名男性与其相对(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印度是108名男性,巴基斯坦则是111名。这的确跟生物学无关。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与平等程度居印度之冠,同时女性也多于男性,跟美国相同。

[责任编辑:张畅]

标签:天空的另一半,女性,泰国,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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