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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在言论受到操纵的社会里,知识就像强喂的猪食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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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龙应台《野火集》(三十周年纪念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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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的台湾

文/龙应台

写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

这一篇,写得够辛苦,因为,从环境污染和公共道德一路写来,这已经写到核心问题了,它不得不有很多修辞的策略和论辩的布局。写完了,传真到报社。等着。

我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大口大口喝牛奶,上下楼梯走三步休息一步,像一只喘息不止的野兽,然后接到电话:“没有办法,”那一头说,“这一篇,刊出来一定死。”

这是《野火集》里唯一一篇没上过报的文章。

要出书时,书稿要送印刷厂了,出版人和我面对面发愁:这一篇,收不收进书里?收进去,可能使整个书被查禁销毁,前功尽弃,不收进去,唉,龙应台实在,实在不甘心!

夜很深了,我抬起头,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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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五日电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篇关于台湾的报道,题目是“台湾的‘思想特务’”。节译其中两段:

年代也对——正是一九八四年;用的词语也是很奥威尔的味道。去年十月,台北的几个高级人员在军官俱乐部讨论“不法言论的泛滥”。一个官员说:文化战斗务必加强。”另一个说:“污蔑元首的一定要重惩!”这些高阶政府官员所计划进行的,正是奥威尔的“思想特务”所擅长的,那就是以钳制言论来压抑反对者的力量。

……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台湾政府的言论控制有转紧的趋向。三年以前平均每年的个案是三十,一九八四年却有一百八十七件取缔言论事件……

要了解这篇报道的意义,我们必须先记得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那本书里所写的“思想特务”是怎么回事。1984年的伦敦,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百分之百的受政府控制。满街满墙都贴着巨幅的领袖的照片,到处都是警告的标语:“老大哥监视着你。”私人家里都装了电眼与麦克风,个人的一声咳嗽,一个眼神,都逃不过“思想特务”的观察。连写日记,把个人的思想记录下来,都有被抓去判死刑的危险。人民只能够发表政府认可的言论。

《新闻周刊》的记者把台湾与《一九八四》相提并论会使许多人觉得过分;今日的台湾绝对不是奥威尔笔下的恐怖世界,可是不管这两位记者的比喻是否过火,他们的报道中举证历历,有名有姓,而且不失公正:一方面列出台湾政府查封杂志的个案,一方面也解释许多党外刊物确实缺乏专业道德。该篇报道以一位反对人士的话做结论:“我们期望不高,但我们会奋斗到底。”

《新闻周刊》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这样一篇报道直接的就塑造了千百万人对台湾的印象。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不理不睬,假装没事。但这太危险了,台湾的政治处境已经够困难了,再自绝于世界舆论,等于自我流放。或者,我们也可以对《新闻周刊》提出抗议,甚至找这个记者的麻烦,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这,不仅愚蠢而且也办不到。对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请你指出报道中有哪一件不属实?既是事实还有什么“抗议”或“报复”的余地?

第三个可能的应对办法,是从今以后我们努力地“作秀”,保持一个开放民主的“形象”。也就是说,政府一切控制言论的作为——查禁报纸杂志或检查没收书籍等等——都在暗中进行,不让外人发现,外人也就无从报道。在教育水准这样高的台湾,这个保密办法大概是行不通的。更何况,懂得中文、了解台湾的外国人也很多。为民主“作秀”,是骗不了人的。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诚心实意的自我检讨了。我们的言论够不够自由?许多人会马上回答:啊!那比起从前好太多了;台湾一年比一年开放、进步。这我也同意;许多学者能见诸文字的言论是十年前不敢想象的。但是,比“从前”好并不代表“够”了。言论“够不够”自由这个问题其实完全要看人民的“需求”有多少。对自由的需求高于它的现有供给,就是不够;反之,就是够。那么台湾的言论自由“够不够”呢?

显然不够。如果世界人权组织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每一年平均政府要用各种方式取缔“非法言论”三十次,今年则暴增到近两百次。这种政府与民间冲突的原因,讲白了,就是一个要说话,一个硬不准他说;也就是说,政府所限的言论尺度不令人满意。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写了几篇批判性的文章,学生会关心地问“老师,你不怕被送到绿岛去吗?”这是我的家乡,我对受聘治理的人提出批评与建议,难道不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到绿岛去?而事实证明,从来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骚扰过我,但问题的重点是:为什么要有这种恐惧?给我来信的读者,在发表完意见之后,总是要加上这么一句:我不能用真名,因为“曝光”会带来灾祸。甚至于十五岁的国中生也会说:请为我的身份保密,泄露了不得了。有这种恐惧,表示一个人心里有话想说,但不敢说;说课,怕有后果。换句话说,在现有的言论尺度里他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

那么我们要不要言论自由?这个问题本身大概就是一个忌讳——我们对外称“自由”当然本来就有言论自由,而且是宪法保障的;问“要不要”简直是自打耳光。可是自打耳光总比等着让别人来打要好得多;《新闻周刊》的报道就是一记别人的耳光,清脆而且难堪。在承认我们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之后,许多人又会说:自由开放是个危险的东西;咱们大陆就是这样丢掉的。你看,有些政见发表会上,候选人黑白乱讲,选民偏偏要上当。你看,多少留学生,不是一出去就变了吗?思想言论一开放,台湾的安定稳定就要受到破坏。所以控制言论是必要的。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其实是没有深思的结果。选民“为什么”受哗众取宠的人的迷惑?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去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只能够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就那么一种。既然没有多种思想饲料让他自己作选择,他就从来没有机会学子如何去辨别品味,识别良劣。留学生在台湾时由教科书与报纸中对事情形成一种看法,到了海外,突然发现了未经封锁的消息与资料对事情提出完全相反的诠释,他怎么能不惊吓?怎么能不觉得受骗?他的“变”也理所当然。

那么还没有出去的学生呢?有一次我问一位来台教政治学的美籍教授:“你是否觉得台湾的大学生对政治太天真,太容易接受宣传?”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刚好相反!我的研究生非常的cynical——疑世。凡是政府的消息,他们就拒绝相信,凡是政府说是真的,他们就认定是假的。因为对宣传与报道极度不信任,他们反灌输、反宣传的心理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我不知道这位外籍教授所描述的情况有多普遍,但是不论是否普遍,问题严重的症结还是很清楚地暴露出来:在民智大开、教育普及的今日台湾,封锁消息、控制言论的作法不但达不到安定稳定的目的,而且正收到恶劣的反效果。

如果有人认为思想言论的控制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影响社会其他层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让我们看看培养社会中坚的大学教育。一方面,我们说要作育英才:读社会科学的要学会慎思明辨;对人文艺术的,要格物致知;读自然科学的,更要有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所谓“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锅”指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对真相、真理全心全意地追求;学问由此而来。

好,这似乎是高等教育一个最基本的精神。问题是,另一个方面,学生到图书馆里翻开英文百科全书,找到“中华民国”或“蒋介石”那几页,发觉“有关单位”已经把一些文字用黑墨一行一行画掉,只留下几行他本来就知道的。他读中国文学史,学到五四运动,想看那个时代的小说,老师却说:是禁书,不能看,没有。他逛书店,抽下一本台湾盗印的英文旅游指南,发觉有一页空白参差不齐,原来指南里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简介没有印出。在课堂上,他可以偶尔问一个存疑已久的问题,老师却说:我们还是不要碰这个题目,不方便。他可以为校刊写篇文章,发表一点意见,训导处去把稿子退回,说:不能登,不能说,你思想有问题。

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防止学生得到某种知识——学生难道是智能不足?我们希冀他不会发现这两种态度间的严重冲突?这种掩藏式的做法不仅暴露出执政者及教育者的虚伪,而且更可笑的,它根本行不通!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学生一旦获得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可能对他说:你去治学问,但不要碰政治。比如说一个有能力深思经济问题,文学问题的人,他一定也有能力分析政治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执意不让这个学生在政治问题上刨根挖柢,惟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教他追求真理的原则和方法,不给他“思考”那个刨根挖柢的工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还谈什么教育?

在一个百般禁忌的社会里,我也怀疑会有真正伟大艺术作品的产生。艺术创作,是一种竞技。在自由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竭尽所能地去发展他的才智;作家们没有他不敢写的题材,画家没有他不敢画的意象,评家没有他不能攻击的对象,剧作者没有他不可表现的理念。只有在这种尽情发挥、全面竞技的情况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尖端、真正伟大的作品来。而台湾的艺术家则是在层层束缚中创作,像一圈困在窄池里的青蛙。有太多太多的书禁读,太多太多的题材作家不敢写、歌手不敢唱、画家不敢画;写了成禁书,唱了成禁歌,画了成禁画。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许可的小范围里发挥有限的想象。我曾经问一位电视编剧:“为什么这么多历史剧?”他的答案很简单:“为了安全。”这种情况就像运动员绑着一条腿,单足赛跑。我们如何期待伟大的中国作品?

十年来,台湾在言论尺度上的放宽大概是每个公民都能感觉到的。党外刊物有些言论虽然很缺专业水准,却正可以用来证明台湾的民主在不断地茁长中。也因为这种很明显的进步,《新闻周刊》把台湾比作奥威尔的警察统治世界就显得过分。但是过分归过分,有许多事实是我们所无法否认的。与其作情绪上的反应,不如利用这个“清脆的耳光”来作一番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需求?

在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中,不容许“莫须有”的白色恐惧存在。我们要用理性,还有面对事实的勇气,去取代恐惧。是深省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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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凯汶]

标签:龙应台 野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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