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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故事集》书摘:美国一代人的爱与怕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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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美国画家爱德华·霍柏画作)

玛丽的家(《纽约客》故事集Ⅲ: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

我的妻子,玛丽,打算办一个晚会—一个有人承办饭菜的晚会,她要邀请新老朋友和左手边的邻居们—我们跟他们有来往。承办人快到的时候,莫莉•范德格里夫特打来电话,说她女儿烧到华氏一百零二度,她和她丈夫来不了了。我看得出来我妻子安慰莫莉的时候有些失望。然后,电话打完没几秒,莫莉丈夫的汽车就开出了车道。每次听到车子疾速开出,我的第一个念头总是有人离家出走。我妻子的猜测要实际些:他是去买药。

我妻子自己就在我们和好后这三年中出走了两次。第一次,她盛怒之下一走了之;第二次,她去怀俄明看朋友,把一周的访期延长到了六周,尽管她没有真的说不回来,可我就是没法说服她订机票,也没法让她说她想我,更不用说爱我了。我是做过一些错事。我给自己买昂贵的新车,把旧车淘汰给了她;我赌博输过钱;我有一百次回家太晚,误了吃饭。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妻子。是她在我们打算离婚的时候搬出去的。我们和好以后,又是她飞车离去,以此结束我们的争吵。

这些事在人心中载沉载浮,一点小节就会让我想起她每一次出走,或是威胁出走的情形,或是她想要一件我们买不起的东西时,会用一双我形容为“震惊的兔子”式的眼睛瞪着我。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努力振作。她一直在找工作,而我下班直接回家,我们一起解决电视遥控器的矛盾:我让她用一小时,她让我用一小时。我们一晚上看电视的时间尽量不超过两小时。

今晚不会看电视了,因为有鸡尾酒会。这时候,承办人的车已经并排停在了我们的房前,承办人—一个女人—正把东西搬进屋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在给她帮忙,估计是她儿子。她有多愉快,他就有多消沉。我妻子跟她拥抱了一下,两人都笑了。她跑进跑出,把盘子端进来。

我妻子说:“不知道我该不该出去帮忙。”随即自问自答道:“不—她是我雇来做事的。”然后她暗自微笑起来。“很遗憾范德格里夫特一家来不了了,”她说,“我们给他们留点吃的。”

我问要不要用音响放点音乐,可是我妻子说不要,说话声会盖过音乐,要不就得把声音放到很大,会吵到邻居。

我站在外屋,看着承办人和那个男孩。他进门时伸直胳膊拿着一个餐盘,小心翼翼的,像一个孩子手持着让他有点害怕的小烟花。我看着的时候,玫太太,那个我们不来往的邻居(有天晚上我们睡觉以后,忘了关前廊灯,她叫来了警察)和她的两只玩具贵宾犬安娜克莱尔和埃丝特从我们屋前走过。她假装没有注意到一个承办人正把晚会食物端进我们家。她能一眼把你望到底,让你觉得自己像个幽灵,连她的狗也炼就了这种眼神。

我妻子问我最想见到谁。她知道我最喜欢斯蒂夫•纽荷尔,因为他是这么滑稽,不过为了让她大吃一惊,我说:“哦—能见到赖安一家挺好,可以听听他们的希腊之旅。”

她对此嗤之以鼻。“等到你开始关心旅行的那天再说吧。”她说。

她和我一样,对争吵同样负有责任。她的话里带着刺。我尽量使用礼貌的语调和措辞,而她却毫不客气,轻蔑地哼哼鼻子,再来几句尖刻的话。这一次,我决定置之不理—就是不理睬她。

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妻子要和那个承办人亲亲抱抱的,但是后来她们聊天的时候我记起了我妻子是几个月前在亚历山德里亚的一个送礼会上遇到她的。她们俩朝一个女人直摇头—我没见过那个女人,所以她一定是我妻子以前工作时交的朋友,她们俩还说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医生会让生产持续六十多个小时。当锡纸从魔鬼蛋上揭掉的时候,我听明白了,那个女人现在没事了,她离开手术台前结扎了输卵管。

男孩没说再见就回到了车里。我站在走道上,望着门外。他上了车,用力关上车门。他身后,太阳落山了。又是那种过去曾会让我着迷的橘粉色落日。但我马上从门口走开,因为我知道承办人要出来了。事实上,如果我不必跟她寒暄客套,反而更好。我不大擅长跟不认识的人找话讲。

承办人把头探进我所在的房间。她说:“祝晚会愉快。我想你会很喜欢那个火辣辣的豆泥蘸酱。”她微笑着,还出乎我意料地耸耸肩。似乎没有理由耸肩。

我妻子托着一盘肉片从厨房出来。我主动要求帮她拿,她却说自己很挑剔,情愿自己来,这样她就知道她都把东西放哪儿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就不能看看桌子,看自己把东西放哪儿了,但是我不宜在她干活儿的时候提问,她会发脾气,情绪急转直下。所以我出去了,在门廊上看天色渐暗。

承办人开车离开的时候按了按车喇叭,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坐得笔直—那个男孩让我想起在去华盛顿的高速公路上,有一段路面是为车里至少有三名乘客的车辆保留的,于是附近的人们都去买充气玩偶,给它们戴帽穿衣,放在座位上。

“玛丽•维罗齐和她丈夫试验分居,不过今天的晚会她还是会跟他同来。”我妻子在过道上说。

“你何必跟我说这个?”我说着转过身,背朝夕阳,走回屋里,“这只会让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感到不自在。”

“哦,你能挺过来的。”她说。她总是用这个词。她递给我一摞纸盘,叫我分成三摞,放在桌子外侧。她叫我把纸巾从厨房柜里拿出来,沿着桌子中央放几叠,放在插雏菊的花瓶之间。

“维罗齐的事情不要让别人知道。”她说着端出一盘蔬菜。蔬菜从碗中央到边缘展开,菜的颜色—橘色、红色和白色—让我想起天空和它几分钟以前的样子。

“还有,”她说,“请你不要一看到奥伦的酒杯空了,就忙着给他添上,他在努力戒酒。”

“那你来好了,”我说,“既然你什么都知道,所有的事都你来。”

“我们每回招待客人你总会紧张。”她说着从我身旁擦了过去。回来的时候她说:“那个承办人活儿干得真漂亮。我要做的只是把大菜盘洗干净放到门廊上,明天她来拿。岂不是很妙?”她吻了我的肩头。“要打扮一下了,”她说,“你准备穿你现在身上的这身儿吗?”

我穿着白色的牛仔裤和蓝色的针织衫。我点头说是的。让我惊讶的是她没有异议。上楼梯的时候,她说:“我无法想象这种天还要开空调,不过你看着办吧。”

我走回门廊,站立片刻。天色更暗了。我能看到一两只萤火虫。邻家的一个小男孩骑着单车经过,满眼闪亮的蓝色,后面有辅助轮,把手上系着飘带。那只杀鸟的猫走过。大家都知道我曾把水枪灌满水,趁没人时对着这只猫射水。我还用水龙带喷过它。它在我们草地的边缘走着。我对它的心思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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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安·比蒂 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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