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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精彩书摘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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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口的陌生人

魏斐德

新星出版社/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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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汉奸

更富有的阶层醉心于贸易。商业是永恒的话题,是最重要的追求,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是他们全部希望的唯一目标。——郭士立:《论中国的商业》

珠江地区,曾是热带动物及勇猛的傣族部落居住的地方。当时,它是南越的一部分,是包括广东、广西、安南在内的一个未开化区。秦始皇在公元前3世纪“平定”了这一地区。在那些以抢劫为生的南方部落中,广州当时称为“南海郡”,是唯一的中国文化的前哨。后来,秦将军赵佗建立了独立的南越,修建了广州最初的城墙和宫殿。到了汉朝,中央政权又占领了这片地区,重建了统治,并把广州作为他们控制整个东南的堡垒。但是,随着中国进入汉末到隋初的黑暗时期(220—589),广州就又不在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了。

7世纪早期,南越再次被征服。在强大的唐朝统治下(618—906),广州开始发生变化。渐渐地,那些怀有敌意的野蛮部落,接受了汉族的姓氏、服饰和习俗。北方的移民开始在河谷地带垦殖。被谪的儒家官员在这里的乡间衙门中度过放逐生活。近代化的广东的雏形渐渐地出现。

广州也一起发展着。随着它的行政地位日益重要,它作为一个主要贸易中心的作用也日渐重要。因为,尽管广州同中原之间横亘着一连串的高山,但它却是通往东南亚的路口。唐朝又开通了梅岭,修建了道路,于是广州的贸易突飞猛进。但不幸的是,灾难接连降临。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攻击、蹂躏了这座城市。一百多年后,当广州刚刚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著名的造反者黄巢,又要求唐朝政府把南越的统治权交给他。当长安拒绝将这一诱人的好差使交到他贪婪的手中时,黄巢让他的部下抢掠、焚烧了这座城市。总共有12万外国人被杀,广州城几乎被毁灭。

如果广州仅仅是一个军事重镇或行政中心,那么,在任何一次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它是不太可能会被重建的。但8世纪时,这座城市就以拥有达二十多万人口而自豪,其中包括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锡兰人、印度尼西亚人、波斯人。所有这些人都忙于把外国的宝石、木材、药品、香料运来这里以供应唐朝对舶来品的需要,换取中国的丝绸、奴婢和瓷器。[ ]这种繁荣的贸易以及从中所获得的税收,足以使地方官有勇气去复兴广州城。

在广州漫长的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官僚勒索商业的办法。像中国其他国际港口城市一样,广州也是中央与地方官员激烈争夺的地方。最终,税金落入了地方官员的手中。直到清朝(1644—1911),贸易制度仍没有中央集权化。清朝以后,仪式化的“进贡制度”不仅是用来获取国家的收入,也为了控制那些会搅乱孔教社会的因素。

最初的挑战者是商人。他们是在宋代(960—1126)以后进入这一地区的。“挑战者”一词可能过于欧化,以致引起误解。其实,商人与官员之间很快就发展了一种对两者都有利的关系。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在大规模的贸易,儒教国家总要使它得到控制。在广州,政府设立了公行。对于它的12名成员来说,公行保证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对海关监督,即皇帝的商业监督者来说,公行是税收的保证,它把商人集结为可以管理的、温顺的人质;而对国家来说,公行则是控制另一类挑战者——西方人——的工具。

用在西方人身上,“挑战者”则是一个恰当的词。13世纪以前,广州的历史是汉族向南缓慢扩张的历史。到17世纪则发生了变化,外部世界开始侵入中国。在广州,西方重商主义者遇到的是中国的垄断力量。

乍看起来,欧洲的商业公司与中国的公行很相似。二者都具有垄断权,最初都是为了满足国库的需要。但是,二者之间至少有三点主要的不同。

首先,欧洲的商业包括一个完整的财政三角——王室、公司和国家银行。中国的制度则只有国家与公行两种成分,没有银行的贷款。所以,广州的商业是不稳定的。

第二,公行以某种方式向中国官方担保外国人,这在欧洲是几乎没有的。1736年以后,他们不情愿地充当了保证商的角色,这也是加于中国商业之上的地方管理制度的一部分。这样,不论公行与东印度公司如何共同努力发展贸易,总是受到海关监督的限制。8世纪时,唐朝的封主们如此地压榨广州的商业,以致很多贸易转移到了河内。这种压力在18世纪依然存在。有几次,英国人试图到别处做生意,但是厦门或舟山的地方市场很快就饱和了。而且,当地的官吏也同样贪婪。这些公司也只好回到广州,但总是面对着同样的暗中勒索、抽取小费、任意征税和“赏金”等问题。

第三点不同虽然不很明显,但无疑是存在的:欧洲的商业公司致力于扩展商业,而公行商人却力图垄断现有市场的份额,以使所有贸易都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贸易还是发展着,在整个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双方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公行中最大的富商浩官(伍崇曜),1834年时私人财产达到2600万银元(等于5200万美元)。他在河南的住宅豪华如宫殿,有500名仆人。他的拥有一万棵松树的漂亮花园(万松园),闻名全国。其他成功的商人还有很多,比如成帮的宁波商人。数以百计的山西票商经营着同西北地区的庞大的棉花生意,并出借银钱。还有四千余名福、潮沙船商人,他们的船只来往于东南亚水域,控制着广州的大部分流动资金,充当与内地贸易的掮客。

但是,广州的商人虽然富有,却始终没有获得荣誉和权力。来自条约口岸的外国人,使得很多儒者鄙视这里的商业贸易。事情虽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对广州的商业利益确实存在一种现实存在的官方的敌意。商人们带给国库的收入也许是重要的,他们的住宅宽敞,他们的地方影响很大,但他们不过是商人而已。

广州城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它甚至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它在行政上被划为番禺、南海两县。它是省城而不是商城。商业区坐落在城墙之外,几乎是一块非法的延伸地带。在欧洲,进行着广州城内这种贸易的商人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资本家。例如法兰德斯的商人,起初也只是商贩,属社会的下层。但是,中国社会是官僚的、国家集权的社会,收租或垄断资本主义是发财的唯一可靠道路。因此,广州的商人没有成为一个向统治贵族挑战的、独立而强大的阶级,而是成了与国家及其官员共生的阶层。所谓有地位就是花钱买官,或是像那些有功名的士绅那样花钱享受,而这两种行为都消耗了资本。这样,中国的商人总是卑躬屈膝于社会荣誉的象征——士绅。

奇怪的是,这种商人对士绅生活的追求却招来了轻蔑和羞辱。大多数保守的社会都认为商业是不光彩的行业,而在中国,儒家的教义更强化了这种看法。不过,这并没有以猛烈抨击的形式表现出来。广州的地方上流人士对这个城市及其商业,似乎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怨恨,发展着一种反城市主义,证明着广州自己的不道德,以至社会的无信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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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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