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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精彩书摘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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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一定注意这种城乡间的区别,因为它可以说明很多当时看来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例如1841年的三元里事件,英国人就对事变之突然感到十分震惊。义律本来认为,他与广州人共同的利益可以导致一个暂时协定。这样,即使“北方”在打仗,贸易仍可继续。三月休战以后,余保纯告诉义律,钦差大臣将会在皇帝命令重新开战时通知他,以便双方能在一起安排一场远离城市的象征性的战斗。义律认为,这说明地方当局仅仅是在走过场,广州人与英国人的共同利益才是真正重要的。这样,双方就可能签订一项协议。

确实有各种证据表明,这座大城市的如此依赖于对外贸易的人民,已被朝廷所迫,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置于控制城市的地位时,很显然当地政府对以下两种情况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排除百姓内心的不满(尽管不是公开的反抗),或者直接明确地不理睬皇帝的意愿。目前的调解实际是广州省当局独自的决定。它不可能被干扰而不引起直接的后果,而在对清帝国如此关键的时刻,很难想象这里的高级官员们或是朝廷自己会敢于招惹这些后果。广州城及其商业以及整个广东省……将在英国的保护下繁荣起来。人民十分清楚,一旦我们的保护撤销……他们将成为他们政府的新的压迫的对象。

义律所没有理解的是,“形式”比“实际利益”重要得多。因为中国人政治上的反感就始于英国人不肯按正规形式行朝贡礼。这些礼仪细节对义律来说似乎无关重要,他最初就愿意使用那些上下级间交往的固有形式,以便使他新的外交任务的内容为中国人所了解。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城市平民的利益。他们无疑希望和平和贸易,但即使他们进攻广州,也不想伤害民众的福祉。

我目前的目标是:瓦解那些从别省调集到广州的大批部队;在我们再次北上之前,摧毁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强大的进攻准备;罢免钦差大臣,以驯服和削弱其政府的精神士气;还要(清)帝国国库缴纳重金以满足女王陛下政府的正当要求。

但是,义律并没有建议伤害“我们面前这座富有、广阔的城市及其众多温顺的人民”,因此,他决定接受赎金。卧乌古将军很生气,他认为一个领导者怎么能“像羽毛一样飘忽不定”,把“眼前的商业”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要。义律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容忍是高贵的表现:“我相信,使这座伟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坏,或是免受任何灾祸的行为,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纪律严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

义律上尉关于这种共同利益的诚挚信念,也使他深信英国应当直接诉诸“人民”。布告被译成中文,在公共场所张贴。这些告示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不幸的是,这些告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来,义律已经预料到如此侵犯中国当局会引起官员们的愤慨,但未料到地方士绅们也被激怒了。他们认为,蛮夷已经闯到他们家门口了。张贴告示,本来是士绅对农民施加影响的传统做法,而士绅们实际控制了广州的乡村。这是英国人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与城市居民对话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

毫无疑问,广州市民与英国人中间存在某种共同利益。义律甚至听说公行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不论这事的真伪,林则徐本人已确信,行商们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了国家。这使公行在财政上处于比平常不利的地位。即使在和平时期,守法商人也逃脱不了每一个可能被“敲诈”的机会。从1773年到1832年,他们对政府交纳的有记载的捐献达400万两白银,但人们估计仅其中一家实际上就上交了1000万两。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们要显示忠诚,更增加了捐献。在皇帝谕令怡良从公行榨取建立新水师的资金后,一家行商捐献了一艘利物浦法克特建造的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炮艇。可是,不论捐献多么慷慨,也只能是今后上交更多捐献的前奏。商人阶层以及一大批我们称之为“买办”的那些人,仍旧被猜疑。在广州的满族统治者确信,成千上万的汉人,是潜在的——即使尚未成为事实——外国人的合作者。“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澳门、香港为英国人工作,更多的人为外国人供给食品。同敌人打交道简直差一点就被认为“不爱国”。林钦差尽其所能加强贸易抵制和劳工抵制,在商馆周围建立保甲,只许渔船带一天的食物,组织专门乡勇以收录那些可能投向英国的人。官员们和“正直”的士绅对中英亲善表示出了厌恶和担忧。顺天府尹甚至建议所有本国船只只准在内河航行。但在1841年3月的恐慌以前,公众们一直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由于虎门炮台轻易而可笑地又一次陷落,由于“复仇神”号威胁着郊区,由于人们逃离城市和恐怖情绪蔓延,于是朝廷需要开始寻找一个替罪羊。就在这时,士绅们所表示的、农民心中暗藏的那种反对城市、反对洋人的情绪开始显现。突然间,到处是向蛮夷打开中国大门的“汉奸”。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被滥用。例如,嘉庆皇帝就曾称呼那些充当暹罗人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至少到1823年,偷卖鸦片者也被称作“汉奸”。甚至仅同洋人在商业或外交上有来往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谴责。最大的叛逆是通过教蛮夷中文或替他们写文件来“出卖”中国文化的人。1759年,替洪任翻译禀文的人就被作为一名“汉奸”处死。以后很久,在律劳卑事件中,英国人不顾先例,在商馆外张贴了一张中文布告,又招致类似的非难。那时,梁阿发[ ]向等待参加乡试的士子散发宗教小册子,当局即指责他为英国人写布告,是“汉奸”。为此,他被警察从广州追至澳门,后来逃往新加坡。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也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在路上停下来细读一张中文招贴。否则,他的买办就会因为教给他中文而受到惩罚。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汉奸”一词的意义变得更加混乱,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被归于“汉奸”之列。1839年12月,林则徐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后,经常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把他们叫作“奸商”。事实上,他已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中表明,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无数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因此,林钦差个人非常讨厌广州的商人。他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一两名公行成员以儆戒整个公行。伍崇曜当时要求谒见钦差,于是林则徐便在粤秀书院安排了一次会见。伍崇曜被引进后,立即逢迎地向林则徐提出,他的全部家产可以用来为即将来临的冲突服务。林轻蔑地答道:“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是要你的头颅,如此而已。”接着,他就下令将伍崇曜监禁。据报道,这位商人在绝望之中向北京送了大量钱财,才得以获释。

同英国人做生意,卖给他们食物,甚至为他们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合作向叛国发展时,如当中国向导帮助英国船通过很难走的珠江水道时,公众都加入了愤怒谴责的行列。官府一方,钦差大臣把罪责加在无处不在的“汉奸”头上,说他们破坏了他的水上防线,以转移对他本人的指责。民众一方,广州人民则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围捕。忽然间,乡勇们像杀英国人一样,也开始屠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一千两百余名不幸的所谓“汉奸”被杀害。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并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

官府需要一个替罪羊,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把敌人说成是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汉奸”。英国人离得太远,作用不大。积累起来的失望、恐惧,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发泄。对士绅们来说,也许这是个更明智的对策。对儒家学者来说,失败必须从道德上寻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长时间与蛮夷混居,这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不可解释的紧张状态常常使受害者在各社会阶层中寻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国红色恐怖中的土著保护主义,就是以加强外部生活秩序、清除社会中的外国人因素的办法,来防止一场内部骚乱。

对广东人说来,“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所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乡村士绅的这种纯正和忠义行为将会得到农民的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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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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